当下全球处于不确定时期，特朗普的当选凸显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危机。这些危机表现为社会共识难以达成、政治权威受到普遍质疑、西方核心价值受到挑战、政治话语的粗俗化以及西方对外话语优势的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升话语权的基础性优势也进一步显现出来。我们要抓住机遇，将优势转化为现实存在，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研究和传播，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的开放水平，突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研究，推动“孔子学院”的功能改造。

西方经济危机引发话语体系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西方国家遭遇到更为全面的挑战。经济危机蔓延深化，扩散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占领华尔街”运动、民粹主义高涨、极右派政党影响力提升、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重大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不断挑战着西方社会已经稳定了上百年的体制、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利益格局，这些都印证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判断：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

就话语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利用启蒙时代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构建了一套系统的，与其社会现实、政治体制、国际地位等相辅相成的理论框架、论证逻辑、表达方式，从而在与非西方社会的交往中占据了话语优势，掌握了表达的霸权。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当社会现实发生重大变化，其“虚假性”就会充分暴露出来。美国和西欧正经历着这场话语体系危机。

这场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社会共识难以达成。围绕贫富差距、自由贸易、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争论激烈，难以调和。在有的问题上，对于问题的程度判断不一；在有的问题上，对于问题的根源分歧严重；在有的问题上，对于解决之道各说各话。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后真相”、“另一种事实”的说法，凸显了不同群体对于客观事实认定的差异。种族、宗教、党派等因素掺杂其中，加剧了认识的分化。这种共识难题在美国的极端表现是福山所说的“否决体制”的出现，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重要政策法案通过过程中，相互拆台，使决策无法通过；在欧洲则是稳定的政治光谱的极化，极右政治力量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第二，政治权威受到普遍质疑。质疑政治权威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并且政治权威的信任度一直呈下滑的趋势。尽管如此，每次大选的结果还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确保了政治权威的有效存在。近年来，西方各国选举制度、选举策略、选举结果经常受到竞选各方的质疑，当选者虽然赢得了法定数量的选票，但并不能得到各方的普遍接受，反而会引起纷争，甚至加重社会分歧。特朗普就是极端典型，其当选后，引发了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忧虑，迫使一些大学对学生采取心理干预。其言论和政策选择遭到了学术界、媒体界、女性、少数族裔、穆斯林等各个群体的反对，造成了官方舆论与社会舆论、学术话语之间的尖锐对立。

第三，核心价值受到挑战。西方国家一直自诩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捍卫者，对内以“政治正确”原则将其神圣化，对外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将其“普世化”，从而占据“道德高地”。然而，面对失业、难民，种族、宗教等问题，国内社会公众需要切实有效的措施，而不是道德宣誓，国际社会期待西方国家做出政策表率，而不是推卸责任。但是，出于现实考虑，西方各国政府以及政治家的言论和实际反应不仅背离了长期宣传和教育的价值理念，甚至打破了价值底线。

第四，政治话语粗俗化。特朗普当选后，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评论说，在整个西方，新一波政治家现在似乎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但这不是共产主义国际，而是粗俗与庸俗国际”。近年来，一些成功的商人在西方国家参政并在大选中获胜，他们说话直截了当，毫无顾忌，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随意发表情绪化评论，一改传统政治家的形象。在竞选过程中，相互攻击、揭短、抹黑，低级手段无所不用。教科书里的文明的政治生活，被现实彻底颠覆。特朗普当选后，许多中产阶级的家长都觉得无法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发生的一切。

第五，对外话语优势弱化。对外话语优势与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紧密相关。西方各国普遍遇到了国内治理危机，被迫进行政策重心的调整，对外政策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一方面尽量从已经卷入的国际事务中脱身，推卸掉已经承担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新的全球性问题，采取关门主义，设法回避。在民粹主义的冲击和压力下，国内涉及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的政策的包容性在弱化。这些政策选择虽然突出了本国优先，但有悖于国际舆论的期待，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并且扩大了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认知差距。

中国软实力的基础性优势渐显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旨演讲，提出了中国关于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思路和方案，与美英等国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形成了鲜明对比，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显示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正在掌握话语的主动权。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提升软实力有如下基础性优势：

第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在这个全球不确定性增强的时代，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最有力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在打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制度、文化的诸多质疑，赢得更多的注目和认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仅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繁荣。2008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并在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坚持开放发展，面对经济困难，主动作为，推动国内和国际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显示了一个大国的担当。

第二，中国领导集体的能力。国家领导人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领导集体的稳定性，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显示出出色的治国理政能力，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开放、进取、担当、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形象。这些与西方国家政治领导人更换频繁、领导人缺乏治国经验、政策连续性弱等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中国正在创建自己主导的制度化平台。国际制度是显示国家意愿，实现国家意志的重要平台。同时，维护国际制度的运行，也需要国家的投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西方国家主动或者被动地给予中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更大的参与空间和更多的决策权力。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提出自己的理念、方案、议程，推动这些制度的改造。同时，中国也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国际身份创建自己主导的国际制度，比如金砖国家集团、亚投行等，以弥补现有的国际制度空白。这些国际制度为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制度化支持。

第四，中国正在构建有中国特色但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核心理念。在国际社会上要有所作为，不仅要有行动，还要有声音，并且二者要形成良性互动，以行动证明言论的真实可信，用言论引导舆论形成共鸣。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理念，展现了中国的人类关怀、文化情怀和包容精神。中国还对包括“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进行了中国化诠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比如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中国还依托“一带一路”等实践创新，根据对象国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双方共享的价值理念，比如“互联互通”、“亲诚惠容”等。

第五，中国对外话语表达形式有其独特吸引力。在新媒体影响下，碎片化传播被误认为是最有效的传播。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来说，不能只靠刷头条吸引眼球，也不能靠制造事端引起舆论，更不能在国际问题上任性表态，应该系统理性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举措，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领导人的对外讲话理性平和、富有历史感和客观性、有问题意识和针对措施，体现了中国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形式的讲话在浮躁、负面情绪高涨的国际舆论中，日益显示出其吸引力。

将提升机遇转化为现实存在

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综合转化，最终体现为道路的吸引力、理论的说服力、制度的竞争力和文化的认同感。就当前而言，必须抓住全球不确定性增强带来的机遇，化不利为有利，占领制高点、弥补空白点，谋全局以谋一域，积小胜为大胜，为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争取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下面仅从国家软实力的理论建设方面提几个建议：

首先，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研究和传播。当前的研究和传播主要围绕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思想总结展开，既要重点突出，还要重视这些讲话反映的具体实践，挖掘个人思想的历史传承与理论来源，以立体全面地展现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和治国理政的探索，把经验学理化，将实践理论化。建设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数据库，将分散在各机构和部门的理论成果、实践总结进行整合，分门别类，实现数字化，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全面更权威的依据。有计划地推动这些成果的多语种翻译，夯实理论外宣的文献基础。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搭建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与其他国家经验的对话交流平台，在对话中加深理解，在交流中增强认同。

其次，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管理的开放水平。中国问题研究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研究的热点领域，吸引着各个学科，尤其是青年学者的投入和参与。要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平台，推动跨国合作研究项目，为对华友好的学者提供研究条件，利用国外学者的研究网络、发表渠道，扩大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力。重视利用其他国家各类学会及其刊物，鼓励中国学者参与学会活动，设置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发表聚焦中国的学术论文。重视海外华人学者创建的各类学术团体，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其活动，推动关于中国的学术成果在教学、智库咨询等领域的转化。

第三，突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相关研究还非常薄弱。要设立专门基金，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培养新一代的、具有田野调查经验的国别研究专家和区域研究专家。要围绕重大问题，推动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联合攻关。要及时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经验，提升学理化水平，鼓励学术交流和对话。要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方案的执行、中国经验的应用，将其作为对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的检验场、实践地。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培养新一代友华、知华，在文化交流中能发挥正能量的学者。

第四，推动“孔子学院”的功能改造。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国家的学生和老师对于孔子学院教授的课程、组织的活动有着更多样的要求，希望除了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之外，还应该增加当代中国的丰富实践和日常生活。“孔子学院”不仅要成为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的窗口，还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日常中国、实践中国的窗口。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相关高校的具体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孔子学院”的功能改造，积极总结经验，培养具有跨文化交往能力、具有学术组织能力的“孔子学院”负责人。

文/杨雪冬(作者为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