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姜澎

“每次听学者谈论中外教育的差别，最常听到的是各种减负的政策。有一种观点的：我们的孩子负担比美国孩子重多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教育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即便是减负政策的制订也不能脱离文化传统。”布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教育政策的制定，都应该回溯历史，回溯我们的传统文化。

近年来，李瑾通过认知科学的方法以及统计科学的方式，也证明了这一研究结果，即东西方的文化奠定了东西方的学习模式的差异。

亚洲和西方儿童的学习模式截然不同

中国的孩子更勤奋，美国的孩子更重视自己的兴趣。没有兴趣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做，当代很多中国家长也开始这样认为。但在李瑾看来，好奇、兴趣确实是学习的原驱动力，而且儿童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被认为是最天真可爱、最好的学习品质。但，“这只是源动力，而不是学习获得成就的方法。如果只考虑兴趣会走上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儿童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基于现存的文化。李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西方学者往往从认知角度来看待儿童的学习模式，强调所谓的心智取向，在他们看来，起源于古希腊的学习最初是因为好奇而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即便科学最初也是为了解读上帝是如何使世界运转而产生的。甚至牛顿最初研究的，也是上帝如何使这个世界运转。

“心智取向”(mind-orientation)特调思维、探索、智力、发现、挑战、创造性、开放态度、快速学习　(有效学习)，口头交流、正面情绪、好奇、兴趣、乐趣、内在动机、享受、骄傲自豪。而负面情绪则包括挫折感、自卑感、沮丧、失望、惭愧、内疚等。西方的文化传统认为，负面情绪不利于人的理性发展，所以需要帮孩子们极力铲除掉。

李瑾说：“他们认为，必须要把人类各种自然情绪排挤掉才能有利于学习，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和家长要采用大量表扬来刺激儿童的学习动机。但是新的研究表明，这对学生学习反而太多损害，因为这其实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判断好坏的标准。况且，情绪是人类经过上亿年进化而产生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孩子根本不可能不产生负面情绪。”

中国儿童的学习模式则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我的研究中被称为美德　(virtue-orientation)　取向的学习模式，主要有7大类学习美德———诚信、勤奋、刻苦　(这里的刻苦不是指智力上的困难，而是克服惰性的困难，虽然非常苦，但是却是很值得的)、持之以恒、专心、谦虚、尊师重道。中国儿童学习中的负面情绪往往以惭愧(学得不好是惭愧的感觉，而不是一种沮丧)、自责为主。”李瑾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就是探索人的内在，不论孟子、孔子都是探索人性的内在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儿童的学习模式。

中国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的学习目标，首先是完善自我，以天下为己任。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解释，就是终身不渝地追求自我完善，使自己成为最真挚、最诚恳、最富有人性的人。而学习的标准是行胜于言、执着追求与终生不渝，而不是好奇与兴趣。

也正因此，中国的学习模式特别强调省视自我不足，挑战自己，而不是审视别人。学习优秀的时候泰然处之，不要一味洋洋得意地显示自己；学习差的时候正视失败，甚至我们的文化还有“惜”，需要珍惜负面情绪倾向。比如孔子的“知耻近乎勇”。

这种学习模式的特点是不以人的心智、认知而论事，而是以人的道德人格为思虑的焦点。人的自我完善，人人都能追求，不只是有智力高的人才能发展出来。李瑾说：“因此，西方国家的教育会强调‘你的兴趣是很重要的，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可以不做的’。中国的教育这两年也开始强调兴趣，但是却认为‘兴趣不是最重要的，你承担的责任才重要’。”

学业压力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自由也需要指导

在李瑾看来，社会在发展，孩子的时间确实会不够用，但是需要改革的是教学本身，而不是一味减负。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减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负担不是学业造成的，而是时代飞速发展一定会带来的，“教育中没有后退，不能让孩子成为牺牲品”。

人类在发展，孩子必然会面对增加的学业压力，不学就会被时代抛弃，不能参与世界的发展。关键在于怎么学。李瑾认为绝对不能高压，但是也不能减负到看低孩子的能力。她说，这其实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便是减轻孩子的负担，给他

们自由，也必须对他们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在学业中获得主动控制权，而不是被学业控制，这才能让孩子获得成就感，并且不断上升。而这就牵涉到中国孩子的学习品德。

儿童浸润在文化里，饱受文化的熏陶。对于文化传统，他们没有选择能力，只能全方位地置身于母亲与家人“襁褓”之中。在强大的文化影响下，儿童很难发展出独立于自己文化之外的学习模式和学习品德。

最近，李瑾在美国完成了对欧洲裔家庭和华人家庭的研究，调查华人是否因为文化传统保持了对学业的高度重视和学业的高表现。其中包括；儿童有什么样的学习目的？　儿童怎样理解学习的历程，怎么学？　儿童如何感知学习好与不好的状态，如何对应取舍玩耍以及如何应对社会对他们的学习的压力？

调查发现，儿童天生是要玩的，问题是如何自觉地愿意去学，或者说经过思考后认为要先学后玩。

具体参与的儿童是248个中等收入的大陆华人家庭和美国欧裔儿童，每个年龄段各30人，男女比例相等，主要给他们图片设计故事，这些故事涉及4到5个简单的句子。简言之，就是根据学龄前儿童记忆曲线———1岁1句话，研究3岁的儿童就是请他们说3句话，从中看他们的学习模式倾向。

图片是小鸟掉到地上了，大鸟扶小鸟重新飞上树，以及小朋友钓鱼没有钓到，吃父母钓到的鱼。在这些小朋友表述的话中发现，华人家庭有30%以上的孩子自发地说到“勤奋”“再三训练”“恒心”“不能三心二意”等。美国的孩子也提到“不能没有恒心”“不能一件事情没做完就放弃”，但没有一个孩子提到“专心”“训练”“勤奋”的概念。

可见学习美德是华人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心理组织和运行机制，华人学习重视执着追求、终生不渝，而不是好奇与兴趣。就算孩子有兴趣，华人家长还会要求继续努力，“你这么好奇，要是努力的话，那不得了。”

所有的改革都应该与文化同向而行，而非逆向而行

在哈佛大学以及布朗大学进行学习或研究期间，李瑾听到了许多对中国教育或东方教育的批评。“或许这些看法也影响了中国的学者或一些政策制定者。问题是任何国家的教育改革都应该与文化同向而行，而非逆向而行，这样才能使得改革的成效最大。”

在哈佛担任教职期间，李瑾发现，有相当多的学者一直在研究“华人学习者悖论”现象，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体系充满老旧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它是以老师为中心，权威式、中央统一的教学，另一方面学生很温驯，服从且不具批判能力，他们擅长应试。换言之，中国或者东亚的教育体系与所谓好教育制度所具备的一切已知优点都相悖。

但李瑾认为，应试无法回避，即便学生的学习是以考试为目标，这也是正常的。只不过考试的方式需要改革，这完全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她说，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孔子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有教无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用教育突破当时的等级制度，非常具有突破意义。综观当时的世界上其它地方，只有贵族或者奴隶主才能享受教育。“有教无类”，即便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在美国，黑人和拉美裔的辍学率是50%。“公平、公道、均等、合作，是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考试制度最初的来源。”李瑾说，这也意味着，中国或东亚的家长任何时候都希望孩子能享受最好的教育，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台湾曾经在各种对应试教育的“讨伐”声中设想取消联考，并试点减负，减少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业负担，缩短上课时间，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早8晚9的现象，即学生早晨在家补习到8点钟再去上学，晚上放学后到辅导机构学到9点，因为学校教的内容太少太轻松。“台湾有几百万学生成了‘小白鼠’。日本也经历过同样的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味地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结果却是学生负担越减越重、校外辅导机构越减越发达的原因。”李瑾说:“不管如何减负，东亚的父母一定会为孩子追求最好的教育，追求最好的成绩，这是文化价值取向决定的。”

小学生早早放学，李瑾认为这完全不是减负，而是在增加学生和家庭的负担。“我常常听到国内的学者动辄就说，美国的小学生学业轻松，下午都不用上课。但这是使美国深陷泥沼，一直想改却无法改变的事情———小学生下午不上课在100多年前就写入了美国的教师工会法，如果下午老师要上课，就必须加工资。”李瑾说，这在美国完全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李瑾看来，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要好好学习，不论喜欢与否都必须如此，不能以喜好为导向。因为儿童幼小时并没有价值判断能力，只有一时的热情，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促使他们坚持并且获得成就，从而获得成就感。因此，对于教育改革，我们绝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凭空想象，耽误我们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