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要摆脱经济领域的“中等收入陷阱”一样,国际科学界其实也有类似的“中等陷阱”,中国科学界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有清醒的认知。
昨天,第四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在上海光大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汪品先教授从他长期从事的地球科学研究谈起,表达了他对于当前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同经济全球化造成两型国家的分化———以输出原料和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运用高科技进行深加工的发达国家一样,当前的国际科技界也有类似的分化。发展中国家科学家主要提供材料、数据,属于‘原料输出型’;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才是将原料加工成型,得出科学结论,属于‘深度加工型’。”
显然,对中国科技界来说,成为“深度加工型”国家,研究人员也要有转型的意识和使命感。
中国科技若不能转型,也会有掉入“陷阱”的风险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多数学人还不知道何谓“SCI论文”,到如今中国成为SCI论文的世界第二大国,在汪品先看来,当前中国科学的发展,正处于历史性的黄金时期。但是,论文大国和科技强国之间并不是等号关系。“论文数量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甚至于不是衡量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若要论中国的科学水平,离世界第二位还差得远。”汪品先认为,量变可以引起质变,所以中国科技界须抓住大好时机,促进科学转型。相反,如果把数量当作质量自我陶醉,那就有可能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发展上升期转型不成功,很有可能就会掉头陷入危机。汪品先举例说,关于这一点,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就是生动的借鉴。像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这些国家目前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其主要原因,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阻止了走向高端制造、建设发达国家的通道。
而科学研究也和经济一样,在发展路上会遇到类似的“陷阱”。汪品先认为,在国际科技界,以发展中国家科学研究为代表的“原料输出型”和以发达国家科研为代表的“深度加工型”,两者的区别不在文章多少,而是研究类型不同,其产生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更不相同。
以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的研究来说,研究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资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先掌握数据。而有些自然现象,比如季风,主要就分布在“第三世界”,于是发展中国家就会具有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国土大、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提供“原料”还可以输出劳务,做“劳动密集型”的分析研究工作,发表的文章数量可以不少。“这好比经济,低端制造业也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等恶性循环,凡是不能转型的就会掉入中等的陷阱。而我国科学发展的路上面临同样的陷阱,只不过用SCI数量是看不出来的。”汪品先说。
摆脱“外包工”状态,要在国际学术界闯出“中国学派”
汪品先以现代地球科学领域为例说,转型已经开始了,一些新的苗头正在展露。他认为,现代地球科学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正在整体进入转折期———随着观测视角的拓展和分析计算手段的进步,从前为了现象描述而越分越细的地球科学,如今又回过头来形成“地球系统科学”。文献里“俯冲带工厂”“降尘机器”“微生物引擎”之类的关键词频频出现,汇总了全球资料、跨越时间尺度的新型成果纷纷呈现,带有“局部着手,全球着眼”的特色。
“我国学术界还热衷于计算论文数量,国际学术界已在向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问题发起攻势”。汪品先认为,与传统的地球科学相比,地球系统科学从原始数据到科学解释之间的“工序”正在增多,“原料”的加工变深。假如仍以“输出”原料和低加工产品为满足,把深加工、高增值的生产留给别人,若干年后会发现,我国尽管成为更大的数据输出国,论文数量也许更多,而在学术水平上的国际差距却会拉得更大。
汪品先认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是时候向学科的核心问题进军了,科研成果要有原创性的突破。想要成为创造型国家,就应该有自己的学派,有自己的题目,而这就需要转型。
拥有世界最大科研队伍,中国要进入科研领跑行列
对于目前困扰科研人员的症结问题,这位年逾八旬的老院士看得真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时常把科研等同于论文,学生写论文为毕业,老师写论文为立项,可是研究者本人对问题本身缺乏兴趣。”汪品先说,回顾过去30年来,我国的科学界在长期闭塞之后突然“看”到了世界,但还没来得及看明白、还在琢磨如何“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却又陷入了以论文换经费的怪圈,出现了研究课题小型化、研究组织分散化的现象。
汪品先说,“我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科学研究队伍,早在2011年我国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就达13.1%而仅次于美国,照理应当进入领跑、举旗的行列。”他呼吁: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要有转型的意识,要从“论文驱动”转化为“问题驱动”,从“功利驱动”拓展到“求知欲驱动”。“论文要写,功利要有,但是研究者首先需要有对于科学问题的求知欲,对所探索的问题怀着寝食难安的浓厚兴趣,而不是掂量着会带来多少奖金。”汪品先说。
文汇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