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满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从“包容性”角度研究城乡现代化，比较容易跟国际话语接轨。最近几年，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也多次提到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兼顾了两个发展理念，即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包容”这个词是印度人提出来的，他们把它写进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所谓增长要有包容性，就是让更多人分享增长的成果。比如减少贫困才能发展，比如城乡差距缩小是发展，比如说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是发展。而原来的理解是，经济增长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权衡研究员提到涓滴效应，大河有水小河满。但是印度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不见得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现在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其他国际组织，都很关心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怎么解决发展的问题。如果能够很好地总结中国经验，不仅对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有极大的贡献，也将有助于提升我们在包容性增长方面的话语权。
姚先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讲城乡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概念不是主要的。要看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实质性动作。要补好短板，最重要的短板就是体制的短板，相关政策的短板。
研究重点还是要聚焦到新的发展格局下的增长动力、增长的效应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同时把思想的引领跟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不必太多纠缠包容性增长与协调增长是什么关系，而是要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内在的逻辑，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描述的体制背景，发现问题，从而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提出新的支撑发展和改革的意见。
干春晖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教授)：获得包容性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让最穷的人也得到发展。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说，我们常说印度城市空间是包容的，因为对最穷的人来说，城市是他们的落脚点，城市允许贫民窟的存在。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更具有包容性，中国沿海城市用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并且允许大量的农村最低端的劳动力到城市打工。从改变贫富差距的角度，跟印度相比我们的效果更好。在印度，大学毕业能够到软件加工工厂服务，他得到了收入的增加和就业的机会；而在中国，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力到城市、到工厂就业，从包容性发展、从改善贫富差异的角度看，效果更好。
殷德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我认为以包容性替代新型的提法更加有内容，有抓手。什么叫新型？随着时机的变化新型也在变化，到了现在新的阶段，包容性在城镇化发展方面是当前的新型，所以包容性怎么理解？可能是概念的核心的东西，我相信课题组应该把这个问题提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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