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丁立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中美两国元首将借此机会宣告中国国家核安保示范中心的落成。这既是核安全峰会推动国际合作的主要成果,也是中国与美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突出表现。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甫一上任,就规划了他任内的六大内外施政目标:医疗改革、金融改革、气候变化、核安全、全球零核、重启美俄关系等。迄今,上述目标推进参差不齐。其中,气候变化与核安全两大政策目标较少产生争议,并已取得实质推动。
核恐怖主义不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
核安全既是一项美国倡议,又是一个日益受到国际关注的重大问题。这里所讲的核安全是核安保,指核设施、核材料以及放射性材料的保安性,即防范未经授权者接触上述设施与物质所产生的安全挑战,特别是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核设施与核材料造成严重灾难。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国际社会的关注重点逐步转到防止与阻止恐怖主义的高级形态,那就是以核作为威胁手段的恐怖主义。最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的恐袭之攻击清单就包括了核反应堆,表明核恐怖已不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国在民用核能发展的过程中,对核设施和裂变材料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做到了“一克不少、一件不丢”的先进水平,迄今与核恐怖绝缘。但我国正在大规模发展民用核电,目前运行的核电机组有30台,正在建造的核电机组还有24台。在建机组规模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在建规模的近四成。这一庞大规模,意味着伴随着我国民用核能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若要继续保持核设施与核材料的无懈可击,任务不会轻松。
因此,核安全作为防范核恐怖主义的一项国际性议题,得到了世界各有核能力国家的共同重视。由于这一议题的非传统安全特性,它更能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合作。自2010年首届核安全峰会举行以来,我国两任国家主席先后出席了历届峰会,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反对核恐怖主义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参加了前两届核安全峰会,习近平参加了第三届峰会,并将在新一届峰会上发表中国关于加强核安全体系的建议。在全球讨论核安全的顶级平台上,中国正在积极传播我国在核安全领域的政策主张、所做努力和重要举措。
中国“核安全观”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价值观参照
在上届于荷兰海牙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被称为中国“核安全观”的全面主张,中国成为国际社会首个提出关于“核安全观”理念的国家。中国核安全观为国际社会的核能发展与核安全合作提供了价值观参照。作为快速发展的民用核能大国,我国正在为世界的核安全秩序、体系与机制塑造做出担当。
针对围绕核能发展与核安全的诸多重要但有可能存在内在矛盾的因素,中国登高望远,提出了四组核心关系,指出对其应予并重推进。习主席提出,在核能发展与核安全之间,应当提倡发展和安全并重,权利和义务并重,自主和协作并重,治标和治本并重。中国的核安全理念平衡了经济发展与反对核恐的双重目标,因此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在首届核安全峰会上,中方提议与美国共建核安保示范中心,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几年来中方提供场地并组织建设,美国提供先进设备,迄今合作顺利。本月18日,中国国家核安保示范中心在北京房山正式运行。这一国家中心的建成不仅显著提升我国核能从业人员的安保培训,而且中美还将通过这一中心向亚太各国提供先进的核安保技术展示并开展专业交流。
核安全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示范阵地
前三届核安全峰会取得了诸多成果,表现在统一认识,鼓励作为。一方面,前几届峰会确认在应对核恐威胁方面,《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以及2005年的修订案具有国际权威性。另一方面,历届峰会先后提出19项非约束力承诺或鼓励措施,期望各国实施。其中之一是提倡高浓铀低浓化,建议将使用高浓铀的研究堆转化为使用低浓铀,这不仅有利加强核安保,还有助减少核扩散。
中美就此采取共同措施,将核安全峰会提出的倡议见诸于行动。中美已经在微堆低浓化的改造上开展了合作,去年实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微堆的改造。同时,我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合作,对我国出口到加纳的微型中子源反应堆进行低浓化改造,前年达成协议,去年签署合同,改建即将启动。
就像气候变化、伊核问题一样,核安全已经成为中美携手合作的样本领域,成为两国助推新型大国关系的示范阵地。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当代,尽管中美对彼此意图的判断仍有疑虑,双方摩擦时有起伏,但在人类共同面对的核恐威胁面前,中美都能识大局、顾整体,一起把多边合作的重要性置于双边竞合之上,在核安全方面采取了持续合作。
核安全峰会是美国的倡议。奥巴马总统任期即将进入倒计时,国际社会正在观望核安全合作是否还会以峰会这样的形式继续。奥巴马总统明年将要卸任,但国际恐怖主义包括核恐怖主义却不会退休。如何深化这四届核安全峰会所取得的共识,如何升级已达成的诸多非约束性承诺,就需要从“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着手,对这一制度建设的呼唤正是本次峰会的主题。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次会议上阐述中方对共建和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的新理念,展望中美继续推进在世界核安全问题上的深度合作。(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