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落幕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紧急会议就当前的沙伊关系进行了磋商。与会各国一致谴责伊朗，将其视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即以教派主义称霸海湾，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破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但此次阿盟紧急会议仍留有余地，并未最后决定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不仅如此，会议还决定成立负责沙伊继续对话的委员会，这实际上在当前沙伊断交及后续事件的喧闹声之中打开了一扇理性之门，沙伊双方实则都在寻求以斗争求妥协。

收起“伊斯兰”大旗　强化国际法意义

沙特选择以阿盟为舞台来集体谴责伊朗，有其深刻的政治与国际法内涵，即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以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及此基础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来抗衡伊朗的什叶派革命外交，以最大限度谋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沙特坐拥麦加和麦地那两大伊斯兰圣地，长期以来以逊尼派“伊斯兰盟主”自居，曾极力反对纳赛尔世俗、共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惜牵头成立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与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阿盟进行对抗。埃以建交标志着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阿盟此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没能在阿拉伯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阿拉伯之春”为局势相对稳定的、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君主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沙特以阿盟为工具，将其意志合法地上升为阿拉伯世界的意志。在阿盟意外地“枯木逢春”的同时，沙特开始交替挥舞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

平心而论，沙特近日处决47名本国涉恐涉暴的囚犯符合其国内法，是其内政，他国不容干涉。47名囚犯中有43名是逊尼派，只有4名是什叶派，所谓教派冲突因素亦难成立。伊朗方面出于什叶派革命外交思维，无视这4名什叶派囚犯是沙特公民这一事实，其火烧沙特驻伊朗大使馆的激烈行径激化了沙伊长久以来的矛盾。

沙特深谙伊朗火烧使馆背后牵涉的国际法意义，选择性地暂时收起“伊斯兰盟主”大旗，以捍卫世俗的国际法准则来构建谴责伊朗的全球统一战线，阿盟紧急会议不过是应沙特之约而对此意味进行了一番强化。即便如此，紧急会议仍然意味深长地提及了“教派主义”一词，这实际上承认了沙特对于跨国教派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外溢影响作用有着相当程度的意识和预判，换言之，沙特清楚意识到处决4名什叶派囚犯尤其是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在中东局势尤为复杂多变的时刻，对于全世界什叶派的冲击力。

内外交困转移矛盾设立对话寻求妥协

沙特与伊朗是中东地区最早获得国际社会主权承认的国家，两国于1929年正式建交。姑且不提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的历史恩怨，现代沙伊80余年的外交关系历程也绝非一帆风顺，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沙伊关系可谓一波三折。

当前沙特对伊朗的毅然断交并非石破天惊之举，而是早有先例，两国的上一次断交便出现在1988年，且一直持续到1991年才复交。沙伊1988年的断交与教派争端确有极大关联。1987年，275名伊朗朝觐者在麦加冲突中丧生，引发了伊朗民众冲击沙特驻伊大使馆，火烧科威特大使馆，并造成1名沙特外交人员死亡，是沙伊断交直接的导火索。

沙特在两伊战争的关键时刻通过与伊朗断交，给予伊拉克极大的支持，其目标是抵御什叶派革命输出，维护自身“伊斯兰盟主”地位。沙伊两国斗争的焦点是圣地麦加的地位问题，伊朗主张将麦加置于伊斯兰世界共管之下，这恰恰触碰到了沙特王室的统治合法性的底线。

2007年12月，伊朗时任总统内贾德赴麦加朝觐，他是伊斯兰革命28年后首位受邀的伊朗总统，内贾德极具象征意义的朝觐之行被视为伊朗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大跃进”。

此次沙伊断交只是单纯的政治事件，反映了沙特在美伊关系获得改善的大背景下，其在铲除也门胡塞武装、遏制“伊斯兰国”扩张、维护国内稳定、消除巨额财政赤字等问题上越来越力不从心。美国出于安抚沙特的考虑而对沙伊“斗法”保持沉默，沙特与伊朗虽然断交，但两国关系还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阿盟紧急会议设立两国对话委员会便顺理成章，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沙伊两国共同的心愿。

(作者系上海高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