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邓小平左侧正考虑出牌的，就是朱成

邓小平步入退休生活以后，朱成是他最为经常的桥牌搭档或对手之一。1998年，为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邓林拍摄的邓小平照片展览，其中选展了一张反映邓小平打桥牌的照片（见图）。时值邓小平85岁寿辰，照片中坐在邓小平左侧正考虑出牌的就是朱成。这张照片题为《对手》，后来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中长期陈列。

祝家兄弟和燕园桥牌缘

朱成原名祝寿山。祖父曾先后在江西和山西为官，19至20世纪之交落户江苏吴县，受到新潮影响，他断了科举之路，要孩子接受现代教育。父亲祝海如于192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36，他考上协和医院的研究生，把全家搬到北平，要儿子们都进入最好的教会中学。他的长子祝寿山从中央大学医学院转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

因为祝寿山国文英文都出色，这两门重要课程获准免修。余睱中精力旺盛的他在这年深深爱上了桥牌，非但自己打，教会了两个弟弟，还把没有上过学的母亲也教会了，在三缺一的情况下也能上阵，而且用英语叫牌。

两个弟弟祝寿河、祝寿嵩，到北平后进了北平育英学校，都是学习尖子。他们到北平次年即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大弟祝寿河不能忍受日军侵略铁蹄践踏，1938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到上海的租界读书去了。老四祝寿嵩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祝寿嵩教会了要好同学蔡公期打桥牌。

奔向战火硝烟弥漫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日美宣战，协和医学院和燕大一起被侵华日军封闭，部分师生辗转千里到大后方成都复学。祝寿山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1943年获博士学位，成为住院医生。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祝寿山希望回北平协和医院，正巧有派往北平的美国军方人士需要翻译，他得到这个机会，一个多月后搭乘飞机回到北平。这时协和医院尚未恢复，他就继续当了几个月翻译，延续到1946年初国共双方和美国在北平组成“军调处”解决内战危机，其机关就设在协和医院。

祝寿山在军调处成立后即离开，到北平德国医院当外科门诊医生。在德国医院工作一段时间的祝寿山感到和院方难以协调，辞职到了天津妇幼医院，也不顺心，又辞职返回北平，还是想回协和医院。当时要到协和医院谋职的人很多，需要等待。他转请回国到北平的二弟祝寿河帮忙。

这时二弟已是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出色的儿科医生，而且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知道，眼下解放区急需医生，就建议哥哥祝寿山到“那边”，“先去看看，如果不习惯就回来”。

祝寿山对解放区充满好奇心，一口答应下来，由弟弟安排通过秘密交通来到晋察冀解放区。

1947年深秋，祝寿山进入晋察冀解放区，第一步自然是参加集中“学习”，先填登记表。填表人说，你改个名字吧，以后要回去才方便。改名，这是祝寿山没有想到的。急切之中，他想到可以姓“朱”，这个字和“祝”发音相仿。“那就姓朱吧，成不成？”祝寿山问道。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成。”“那就叫‘朱成’吧。”祝寿山从此改名。以后，他成家有了几个女儿，都以“朱”为姓。

1948年，朱成参加由刘仁主持的学习班。华北野战军野战医院也设在那里。学习中，一个机要员患黑热病送诊，野战医院医生没见过这种病，误诊为胃病。一个偶然机会，朱成看到病人，断然否定误诊，立即处置，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学习结束，朱成留下来了，到新成立的杨成武兵团野战医院当外科医生。

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对手

朝鲜战争爆发后，朱成随杨成武兵团赴朝鲜参战，又完成了许多战场手术。朝鲜停战后，朱成在1953年4月回国，到华北军区总医院任科长，此后较多从事医疗管理。1980年，朱成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时年62岁。

离休后的朱成，在桥牌上更倾注心血。他不时和弟弟祝寿河打桥牌。祝寿河不仅是朱成走向革命的引路人，而且将他引入了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打桥牌的牌友队列。

新中国成立后，祝寿河担任北京友谊医院儿科主任并兼任市委书记刘仁的保健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业余时间打桥牌，常由刘仁组织搭档，祝寿河在那时就与邓小平打过桥牌。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恢复桥牌活动，王汉斌、王大明，还有蔡公期多有参加，其中也多有祝寿河。20世纪80年代中期，祝寿河身为友谊医院院长，忙得不可开交，体力牌力渐渐有些跟不上了。由他推荐，哥哥朱成参加了进来，而且得到邓小平多方面认可，最终成为经常“值班”的牌友。祝寿河则从牌桌边渐渐隐去，1987年病逝。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朱成、蔡公期、乔廷相成为相当固定的桥牌搭档。1994年秋天以后，晚年的邓小平不再打桥牌，原先的桥牌小组也就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