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八大提出的许多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主张，后来并没有真正坚持下来。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和今后主要任务的判断；二是关于经济建设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对于经济建设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党的八大之所以强调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就在于此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1955年年底至1956年年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在原定15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即将大大提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党内出现了一股急躁冒进情绪，认为只要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整个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可以扩大和加快。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随后，各行各业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地区、部门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现象，经济建设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到这年4月，急躁冒进造成的后果进一步显露出来，钢铁、水泥等建材严重不足，以致过多动用国家的储备物资。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缓解经济形势紧张的应急措施，要求抓生产平衡、物资平衡、财政平衡的工作。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会议正式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不但指出了急躁冒进的危害，同时也分析了产生的原因，为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对于经济建设中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原本就不是毛泽东的主张。在筹备党的八大之时，毛泽东为八大确定的指导思想仅是反对右倾保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十个方面的关系即十大矛盾，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报告基调，整个讲话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快速建设社会主义。主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的刘少奇明确提出，要以《论十大关系》作为政治报告的纲 ，而《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都是如何加快发展速度问题，并无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在批评反冒进时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当然，尽管当时毛泽东并不赞成反冒进，但也没有对反冒进表示明确反对，也正因为如此，在准备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报告的起草者才将反冒进的思想写进了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大会决议之中。据邓力群回忆：“1956年8月中旬，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出来后，刘少奇请薄一波来提意见，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后来邓力群还说：“八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原来一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对的就是右倾保守的倾向，到了陈云同志、周恩来同志提出，五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才在八大报告中写进了反冒进的内容，到定稿时确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这么一个方针。”

可见，党的八大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其中反冒进明显不是毛泽东的主张。八大是1956年8月30日召开预备会议，9月15日正式开幕，而作为大会最重要文件的政治报告到8月中旬尚未提反冒进的问题，而写进反冒进的内容显然是8月中旬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即便对反冒进持不同意见，恐怕也不便明确表示反对。然而，既然毛泽东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主张并非发自内心的认同与认可，后来未能真正坚持和贯彻下去也就不难理解了。1957年扩大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对1956年的反冒进表达不满。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一个是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一个是扫掉了促进委员会。随后，在1957年年底的杭州会议、1958年年初的南宁会议和同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等重要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对反冒进提出批评。

——摘编自《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