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摘自《周恩来卫士回忆录》，高振普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一直兼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65年，周总理办公室撤销，改为总理值班室，罗青长虽不再是副主任，但因工作关系，还是有联系的。1974 年总理住院后，没有机会见罗青长了。进入1975年12月，总理病情加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进入昏睡状态。12月20日晨5时，总理让我请罗青长来医院，他声音很低，口里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核准后，我要通了罗青长的专线电话。罗青长听我说是周总理请他来，感到非常突然，自从总理住院后，他很想来看望，但一直没有机会。因为仅仅为探视，是不会被批准的。当他听我说，让他马上来三〇五医院，他还重复地问我几次以确认一下，最后才问我三〇五医院的具体位置，说是马上就来。

我回到病房准备向总理报告已通知到罗青长。但当我靠近病床时，总理已经睡着了，所以只好等他醒来。我站在床边，一直等到他醒来，他睁开眼便问我：“通知到罗青长了吗？”这次吐字特别清楚，我说已告诉他本人，总理说：“他一到就让他马上进来。”

罗青长住在北京的西郊，离三〇五医院较远，7点多钟他才到医院。等罗青长进了病房，总理又睡着了。他只好退出病房，到我们值班室待着。罗青长向我们询问了总理的病情，他边流泪边说：“总理都病成这个样子，怎么不让我们这些人来看看？原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想来，但又不敢来，也打听不到总理的病情，过去在报纸上还能看到他会见外宾的消息，这几个月连消息都没了，我们更着急了。”

▲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邓颖超与身边工作人员等的合影。左三为罗青长

我对罗青长说：“你是咱们总理办公室第一个被约见的人。”

总理醒了。此时是8点55分，张树迎说：“高（这是他对我习惯的叫法），还是你带罗主任去吧。”我和张树迎是一人一天的班，今天是张树迎当班。总理病重后，我们几个人都守在医院，很少回自己家，家里有事也只是白天回去看看，晚上都住在医院。

罗青长疾步走近病床，握着总理的手，叫了声“总理”，就哽咽了。总理示意他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开始与罗青长谈话。总理说话声音很低，但吐字还清楚。罗青长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难过和激动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同时又有些紧张，他说听不清总理讲什么。有些话是我把耳朵贴近总理嘴边才能听清，然后再说给罗青长，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原话照传。我问罗青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说：“懂，你就照传吧。”

谈话进行近二十分钟，罗青长握着总理的手说：“请总理放心，台湾方面的工作会继续做，按照总理的交代多做工作，简报的事会更加细心，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总理点点头，说：“我要休息一会儿了。”罗青长恋恋不舍地走出病房。

罗青长从病房出来后，没有马上离开医院，他要等着见邓大姐。大姐9点多钟来医院，这是邓大姐每天来医院的时间。罗青长要来医院的事，我们事先已报告了她，所以，邓大姐一到医院就把罗青长约在她的房间，谈话进行很长时间。在邓大姐的挽留下，罗青长在医院吃完午饭才离开。这是罗青长在总理病重住院后的首次来医院，也是最后的约见。

总理约谈简报的事，我一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直到1996年我有机会随一位领导出国访问，与外交部的一位司长交谈时，才真正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外交部的第153期简报出了问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总理为了使中央调查部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错误，才约见罗青长，提醒他要加倍小心。

此时的周恩来，已是病痛到常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但他仍然想着工作，想着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18天后，总理就去世了。这就是我们的总理，他真称得起是为爱护同志们、为党的事业、为人民鞠躬尽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