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之战又折损过半，当时需要检讨为什么失败了。长征之前形成的“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恩来，要通过遵义会议检讨湘江作战的损失。

这时候又形成了“新三人团”，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他们也要通过遵义会议检讨湘江作战的失败，并把它扩大到检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最终导致要求红军指挥层发生更迭。

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照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毛泽东排名第三。会后，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才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之后，红军对川军发起土城战役，作战失利，被迫一渡赤水。二渡赤水获得遵义战役的胜利，不是毛泽东指挥的，是一、三军团自动配合打的。他们本来想打个小仗，却把对方一个师给吃掉了，突然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仗，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三渡赤水前，毛泽东鉴于二渡赤水的胜利，主张打周浑元部。有人认为不能打，周浑元是中央军，不好打，主张打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队。在鲁班场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争论激烈。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奠定了军事指挥权，后面都是一马平川。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在三渡赤水之前，遵义会议获得的指挥权，在鲁班场会议上被表决掉了。当晚，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去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党内军事最后下决心者和最高军事指挥者。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最后下指示：表决作废，毛泽东依然是前敌指挥，部队依照毛泽东的意见，打周浑元部。但是这次一打，又打败了，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后来四渡赤水。

人们常说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我们胜利的过程。我们不是选了一尊神，跟着他就必然胜利，我们选择的也是一个人，他也出问题，也出错，但能及时发现错误，迅速改正错误。

▲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地

对中国革命来说，每一次失败，都蕴涵着成功；每一次成功，又都潜伏着失败。遵义会议后刚刚进入领导核心，毛泽东就碰到土城战役的失败；二渡赤水后，成立“新三人团”刚刚确立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又来了一个鲁班场作战失利。正是这些失败，使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能越来越踩实脚下的土地，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接近实际。

三渡赤水前，毛泽东听取了一军团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董振堂等军团首长的意见，调整方略。恰在那时，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电报的密码，也掌握了敌人调动的动向。一方面听取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另一方面连连截获国民党的情报，三渡、四渡赤水出奇兵，最后把国民党军队甩掉了。

四渡赤水不是一个出神入化、游刃有余的行动，而是一次次面临绝境、陷入困境危局，一次次从危境中解脱、获得新胜利的过程。连以宽容大度著称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自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躺在担架上指挥的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但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客观上说，红军到川滇黔以后，在江西苏区与敌军相比明显占优的山地机动能力也不明显了。就连最弱的黔军也有极强的山地行动能力，使其同样具有行动飘忽的特点，并非不堪一击。

即使是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也使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遵义战役后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三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可见部队损失之大。

况且，红军作战人生地不熟，没有根据地，没有老百姓提供消息和粮食。在赤水河连续4次走“之”字形路线，大家的耐受力都达到了极限。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大勇大智，就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迅速修正主观设想，投入客观实践。

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若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神机妙算和从容不迫的便携行军，糟蹋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摘编自《炎黄春秋》202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