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但是，今天的许多人也许并不知晓，南昌起义时扯起来的大旗上，却并非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标志，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

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中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由于南昌我方兵力相对集中，战斗只进行了几个小时，起义便宣告成功。

当天，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同志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委员就职典礼。会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

“八一”南昌起义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倡导，中共中央同意并部署，委派周恩来为书记，成立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策动的。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扯起一面国民党的旗帜呢？

就在起义的前十数天，中共中央对时局发表了一个宣言，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虽然如此，宣言仍充分肯定了国民党的重要影响，肯定了国民党信奉的孙中山主义及政策，因此，宣言最后仍有这样明确的看法：“国民党精神领袖孙中山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这个宣言，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蒋介石、汪精卫于1927年分别发动了“4·12”“7·15”反革命政变），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几天后商讨南昌起义事宜时，提出国民党的名义问题，很快就获得通过。这一点，此次起义的重要策动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于当年10月在讨论“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陈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恽）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当时对起义的叫法）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当时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后来的著述中谈及当时形势时，也反映出这一点：“主要的意义是发动湘赣鄂粤的群众暴动，重新团聚已受很大损失而散乱的革命力量，发动共产党军官之下级军队独立奋起与国民党左派军队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武汉中央，反对蒋介石、李济深的统治，以革命的政纲号召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共同奋斗。”

时至1972年，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还在一次讲话里谈到（大意）：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要搞土地革命，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后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由此看来，当时打国民党的旗帜起义，是中共负责人都认可，都觉得可以接受的主张。

贺龙：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

那么，起义部队是在何时丢掉了国民党的名义，树立起自己旗帜的呢？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之后。“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这对正在战斗的部队和机构，显然会发生影响。因此，当时的起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着进了流沙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周恩来的这一宣布，意味着起义部队完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实际到名义。

实际上，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当年10月关于“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表现了这种态度：“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南昌起义参谋团团长刘伯承，后来曾回忆说：“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的李维汉，在起义军失败后，组织接待了一批起义领导人。贺龙当时转移到了上海，他是这次起义军事上的头面人物，名声很大，所以由李维汉负责安置。李当时代表中央与贺龙进行过谈话。谈话中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由此看来，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和过后，人们逐渐开始对以国民党名义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且最后事实上抛开国民党招牌，树起苏维埃的旗帜，将部队改组为工农红军，这当然也是事情发生顺理成章的结果。

——摘编自《历史学家茶座》32辑

作者：吴小毛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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