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左）和杨得志（右）、杨成武（后）在一起

杨勇，1913年生，湖南浏阳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杨勇战功突出，被誉为“刘邓手下军政兼优的将才”。

1966年5月，杨勇受诬陷和迫害，被揪斗批判并入狱。1972年5月，杨勇重新工作，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杨勇赴新疆工作，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在1976年的多难之日，对于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其他地区都已开展，杨勇却坚持新疆军区“按兵不动”。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内部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仍有不同意见。杨勇决定到南方走一趟，一来治病疗养，二来为小平同志的复出制造舆论。杨勇和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前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一起南下。在广州期间，许多老同志见到杨勇、罗瑞卿后，纷纷提出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杨勇通过叶剑英之子叶选平向在中央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叶帅反映了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6月，杨勇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在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的报告材料中，他特意提到：“金主席、吴振宇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1964年，杨勇（右）和杨得志（左）陪毛泽东观看军事训练汇报

确定为总参谋长拟任人选

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杨勇为中央军委委员、列席常委。9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杨勇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协助兼任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

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杨勇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杨勇在总参谋部的工作受到邓小平等军委领导的充分肯定。1979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由于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着总参谋长，事情太多。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并在此次军队领导干部调整中统筹考虑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经过几个月的谋划运作，调配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1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再次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耿飚主持，成员包括：耿飚、韦国清、杨勇、王平、王尚荣、梁必业、洪学智、萧洪达，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杨勇时任军委副秘书长、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参谋长，位列耿飚、韦国清之后。军委办公会议建立后，不再设军委列席常委。

▲1979年，杨勇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

总参谋长人选的意外变更

11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名单的公布，实际意味着在邓小平提出不兼任总参谋长的情况下，杨勇成为接任总参谋长的首选。就在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杨勇在总参谋部“三查三整”活动中坚持原则，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杨勇接任总参谋长，于是流言蜚语多起来，一些匿名信也寄到了军委等部门。面对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军委对总参谋长人选又有了新考虑。

邓小平对总参谋长人选的变更十分慎重。11月底，邓小平召见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谈了他对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耿飚还分别向聂荣臻、徐向前作了汇报。之后邓小平又指示耿飚向叶剑英征求意见。11月30日，耿飚和韦国清专程飞到广州向在那里休假的叶剑英汇报。叶剑英在听了耿飚和韦国清的汇报后，便写了一封信，封好后让耿飚带给邓小平。12月6日，耿飚和韦国清回到北京后向邓小平汇报了广州之行的情况。为确定好总参谋长人选，12月14日、19日，邓小平又冒着严寒亲自赶到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家中，和他们交换总参谋长人选及其他相关事宜。最终，经过邓小平和几位老帅的反复协商，新的总参谋长人选终于确定下来。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确定三总部负责人和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此时，在广州调研和休养近一个半月的叶剑英也回到北京，出席了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980年2月20日下午，总参谋部召开所属部局正职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主持大会，并传达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杨得志上任后，杨勇除协助他抓全盘工作外，还和副总长王尚荣、伍修权一起主管作战工作。这是杨勇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继抗战时期在冀鲁豫军区、抗美援朝期间在志愿军总部之后，第三次给“老杨哥”当助手。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摘选自《党史博采》2013年04期

作者：水新营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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