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左）、周恩来（中）、叶挺（右）合影

广州起义后出走境外10年之久的叶挺，革命信念并没有动摇，始终努力寻觅着报国之门。1932年秋，强烈的思念祖国之情、报效祖国之心，促使叶挺决定立即回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组织的期盼下，在周恩来的激励下，叶挺决定挺身而出，出任新四军军长。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洪流中，作为当年的北伐名将，叶挺的选择体现出革命者不变的初心。

含冤出走未忘党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作为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受到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责难和不公正的处分，心中十分郁闷。1928年夏末，叶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申诉，然而他的意见却被拒绝。意气之下，他出走德国，遂脱离了党组织，并过起了流亡生活。生活中的无靠，政治上的无依，曾使他痛苦沉闷。但是，叶挺毕竟是叶挺，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他的报国之心一直是热的。他开始了不倦地读书学习，他选购的一部德文版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之多。他还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几个国家进行考察。他钻研哲学、历史、军事、文学，而专攻的依然是军事。他潜心研究军事学、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甚至还在自己的住处进行过爆破试验。他依然期待着，能有朝一日回国重上战场。

1930年4月底，周恩来从莫斯科取道欧洲回国途中，在柏林与叶挺会面并深谈。兄弟般的诚挚，战友间的规劝，使叶挺久久不能忘怀。周恩来告诫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的话，既语重心长，又富于哲理，使他从愧疚中振奋。叶挺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从传到柏林来的讯息中，了解到毛泽东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知道了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经过；他对比周恩来，对比朱德、贺龙、周逸群、聂荣臻、叶剑英和陈毅等人，他们同参加起义，都曾经历过起义的失败，却都不以个人得失为重，不注重个人委屈，而以革命为第一生命。叶挺直觉汗颜。这时，国内政治局面的变动，也给叶挺很大触动。他一生痛斥的蒋介石，竟不断地“围剿”红军，招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还杀害了他的好友、抗日反蒋的邓演达，接着又在“一二八事变”中向日军妥协。强烈的思念祖国之情，报效祖国之心，促使叶挺决定立即回国。

1932年秋，叶挺以抗日救国之志，离开德国，举家迁回澳门。澳门是叶挺的“避难所”，南昌起义后，广州起义后，他都曾回到澳门隐蔽，这次回澳门，他要从这里走向抗日救国的战场。可是，面对山河破碎的祖国、内忧外患的政局，自己又是一个脱离共产党多年的人。找国民党，虽有老朋友盛情相邀，他不愿去；共产党那里，又不能去。抗日报国之路怎么走？成了一个大难题。他经常到香港，往来于港澳之间，他在联络，他在寻求。1933年11月前后，他曾以客座参谋的身份，同李济深等人从香港到福州，参与了福建事变的谋划运筹，希望通过这次事变，公开表示抗日反蒋的立场，对停止内战，团结御侮，有所推动，但对事变的成败，没有寄予多大期望。他仍在困惑中寻觅抗日报国之门。他给阳翰笙写过信，在找党，他在等待着党组织的理解和谅解。

“家里来人”促行动

“家里来人了，约你在弥敦饭店见面。”1936年5月中旬的一天，当以行医为业的柯麟同志把这个消息通知叶挺时，着实让叶挺喜出望外。因为“来人”是中共中央的一位要人——潘汉年同志。

叶、潘两位在北伐时期已经相识。1927年初，只有21岁的潘汉年，已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时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的叶挺，与潘多有接触。

在两人会面的地点九龙弥敦饭店，潘汉年首先向叶挺简单介绍了行程。

他早前已从周恩来那里得知了叶挺的经历。像对待党内同志一样，他向叶挺详细介绍了许多情况，有些是叶挺已知道的，比如从国民党方面、其他方面的报纸上已经得知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红军，红军被迫长征；更多的是叶挺不知道的。

此时，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内都在考虑抗日救亡大局。

潘汉年介绍说，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党将有重大的战略转变，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为联合国民党抗日，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中共中央其后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争取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潘汉年说，这几天，自己已联络了一些同志和朋友，希望他们都要宣传团结抗日，“我这次来港，也是专程请教叶挺将军的。想借着叶挺将军在国民政府军中的影响力，促进联合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叶将军在两广地区的影响更大些，当然，包括其他地方的反蒋实力派人物，请您多多疏通，促使他们适应我党这一战略性转变”。

听到这里，叶挺完全明白了党组织的期待。

潘汉年介绍的这些重要内容，扣动着叶挺的心弦。自己作为北伐名将，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声望固然很高，但叶挺本人并不看重这些，他崇尚做实事。

同潘汉年的这次会面，改变了叶挺生活的进程。

流落海外的几年间，是叶挺最郁闷的岁月。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像个没娘的孩子；离开了革命军队，犹如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他渴望党组织让他对广州起义的成败有个说明功过是非的机会，渴望党组织真正了解自己。妻子李秀文多次听他对友人说过，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将来都要走共产党的路。友人也问过叶挺：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叶挺说：“我已经离开几年了，要找也需要重办手续。”他的内心始终向往着共产党，却又夹杂着为难。因为，他们夫妻当时还弄不清楚，中共中央对叶挺的脱党问题，到底怎么看待。而现在却和家里（中国共产党）有了联系，不再是孤家寡人了。

尽管现在自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但还是应该按党的要求去做。他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到内地走走，到上海，到南京，会一会那边（指国民政府军中）的朋友。这年夏天，他心中装着潘汉年同志转达的使命，携妻子、孩子一同前往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这样安排，也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盯梢。

此时，为了护卫南京，预防日寇再次从上海进犯，国民政府军4个师兵力，正在南京以东的苏州、江阴、常熟、嘉兴等地修筑防御工程。叶挺逐一探望了执行这一任务的高级军官，与之推心置腹，倾心交谈。叶挺坦言，蒋介石竭力“围剿”红军，走的是亡国之路；中国军人，要以抗日救国为天职，诸位同窗，要与一切坚持抗战的军队团结一心，抗日御侮。

这年11月，叶挺又到广西苍梧，专程拜访了好友李济深，和其他一些著名反蒋人士，希望他们坚守抗日要义，达成共同逼蒋抗日之势。叶挺还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逼蒋抗日，绝非易事。尽管全国抗日救国的怒潮迅速兴起，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彻中华；尽管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尽管中共中央屡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尽管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纷纷提出抗日主张，蒋介石却依然坚称：“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出面，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

恩来面见坚信念

1937年年初，全国反对内战，团结御侮呼声日高，蒋介石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已不再“围剿”红军，抗战已成国人期望之大势。

叶挺、李秀文夫妇在澳门决定择时回归故里，投身抗日大潮。他们忙碌着，安排老人的生活，整理简单的行装，不断地与国民党内老朋友联络。春节过后不久，叶挺在国民政府军队中的朋友帮助之下，举家迁往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终于结束了10年流亡（德国5年、澳门5年）境外的生活。一位挚友还赠给叶挺一部红色的德国轿车，方便外出使用。

此时，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正在西安进行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接受中共中央新的使命，同国民党关于合作抗日之事开始正式谈判，于是就留在西安。由于蒋介石在“反共”与“抗日”之间患得患失，对国共谈判，多次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横生枝节，百般刁难，谈判过程异常艰难曲折。周恩来从1937年2月开始，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同国民党进行了几次谈判，历时7个月。谈判的对手，先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8月下旬，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在客观形势发展推动下，终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叶挺寓居上海后，经常在苏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走动，与在国民党中任职的黄埔校友、北伐军袍泽陈诚、张发奎、黄琪翔等相见、交谈，围绕着抗战话题，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得到不少消息。他也常和共产党在上海等地的党员、领导同志交往。潘汉年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在此期间，曾多次陪同周恩来等往来于延安、西安、杭州、南京、上海之间。潘汉年与叶挺也几次得以见面。叶挺按潘汉年嘱咐，设法公开前往南京，利用关系，通过友人探听国民党亲日派的行动方针。

是年8月10日，周恩来、朱德与叶剑英受蒋介石密邀，从西安飞抵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国防会议，并继续谈判红军改编等问题。直至18日，终使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2日正式发表）之令。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上海期间，请潘汉年安排，专门同叶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见面。

周恩来对叶挺说，现正与蒋介石谈判陕北红军部队改编问题，这项任务实现之后，将会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一事提上议程。他建议，由叶挺出面改编、主持这支部队，组成一个军；叶挺在适当时机向陈诚、张发奎等表达愿望，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此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并由陈诚出面争取蒋介石同意；如蒋首肯，就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番号，可称新编第四军，蕴涵继承红四军深意。周恩来简洁明了地说完自己的建议。

叶挺因为周恩来的信任而激动，又因为有机会率部杀敌而兴奋。他表示，自己只盼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即奔赴前线，杀敌报国。“此亦为希夷之所期望者，希夷必前往力争，亦不辜负共产党之期望。”

周恩来与叶挺的这次见面和谈话，短暂而紧凑，但在中国抗战史上有重要作用。周恩来点将叶挺，激活了国共谈判中改编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日的大局。

叶挺请缨组四军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叶挺目睹大批日军飞机深入闸北、浦东市区狂轰滥炸，痛恨至极；见到中国空军机群奋起应战，英勇搏击，又为之高呼助威。只可惜，中国机群力量太弱，难以扼制敌机肆虐。淞沪抗战异常艰苦，中国军队将士顽强抗击，付出重大伤亡。然而，蒋介石打了10年内战，弄得国贫军弱，以至无力抵御外侮，中国军民惨遭屠杀。这些严峻的现实，使叶挺十分悲愤，痛苦难言，更加激发了重上战场、杀敌报国的强烈斗志。

叶挺想到周恩来同志的建议，此时正是时机。于是，他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表明了自己愿即率部杀敌、以身报国的心意。

叶挺与陈诚同出自保定军校。叶挺六期毕业、陈诚八期毕业，且曾同在粤军第一师任过职，叶挺任步兵营长，陈诚任炮兵连长，算是袍泽之谊。叶挺的为人、性格，陈诚均了解。叶对陈直陈己愿，陈诚心中已自高兴。他深知，这位北伐名将是中国难得的战将，正是国民革命军急需之高级军事人才，极愿推荐。但，如非一线主官，则必可惜其才，况且叶断不会屈就，故需问得仔细。交谈中陈诚言辞甚为恳切。

叶挺抓住机会，步步深入地贯彻周恩来的嘱托。陈诚则觉得，叶挺的建议确实很好，于是当即答应为其向蒋介石疏通。

果然，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推荐。他一面接受共产党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一面又没有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就于9月28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的原意在于，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蒋介石则心怀鬼胎，另有所图。他抢先任命叶挺为这个军的军长，是借以拉拢叶挺，他以为叶挺已脱离共产党多年，可为其所用，会帮助他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如叶不就范，便将这支部队送上前线，假日寇之手消灭之。

经过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蒋介石对于国共合作，其实并非真心诚意。当月下旬，叶挺接受中共中央赴延安面谈的要求，从南京出发，于11月3日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欢迎与接待。此行，叶挺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战略，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率领新四军将士，坚决抗战到底。

——摘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八期

作者：刘顺发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