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制药厂采集中草药制作中成药

      1944年元旦刚过，抗战胜利的跫音越来越近，但延安春天的脚步却有些蹒跚沉重。因为开春以来，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

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柳林、金盆等地农村，逐渐蔓延至河庄、丰富等地，并且病势极为猖獗。据延安《解放日报》5月12日报道：“从一月到现在病死者已达500人，其中约有半数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川口区死104人，其中有66名为妇女；柳林区病势最为激烈，如圪拉沟一村就病死14人，全区共死229人，其中110人为最近二十天中死亡的；金盆区亦有110人得病而死。河庄、丰富二区虽没有上述三区厉害，但最近蔓延的趋势亦属骇人，如河庄区三乡新窑沟村，在4月25日一天就病死8人。”这是延安县所属几个区的疫情，很快延安市也出现同样的疫情。5月初延安市死亡108人，月底“因疫病而死亡者242人，牲畜的死亡也很大，猪、马、牛、羊死去将近700头”。五个月时间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685人，还有牲畜死亡，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

版面《乡村诊所》，作者彥涵

经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各地传染病病情大致相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下泻，短则二三小时，长则二三天就死去。死亡者大多是妇女、儿童。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疫情防治的西医诊断认为，“病的来源主要是饮水不净，在发病区域内，很多水井旁边的水坑，猪即躺卧其中，水内杂菌很多，加之群众日常喝水并不煮开，因之更易得病。其次因群众不常洗衣，虱子繁生，得斑疹伤寒者亦众”。显然，这是一个浮泛的常态卫生情况判断，并没有对此次疫情作出具体的确切诊断。其救治和解决问题等办法，也就相应地是一般性的卫生防疫措施。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具体措施有五：

其一、组织流动医疗队，由各医务机关、医院，分别组织，划定区域负责治疗。中央卫生处负责延市西北区、延安县河庄区；留守兵团卫生部、和平医院、医科大学（特放假三星期），负责延安县川口、金盆区；边区卫生处负责延安县柳林、丰富两区。在发生瘟疫地方以急治为主，未发生的地区以防疫为主。凡医务所所在地皆负责为群众治疗。

其二、各机关、学校、部队，进行防疫紧急动员，并发动各机关团体帮助所在地区之居民进行大扫除、挖厕所、挖垃圾坑、宣传清洁、消灭虱子、喝煮开的水等防疫工作。县、区、乡负责同志，切实负责防疫，组织疫病区的隔离，勿使疾病蔓延。修理水井，以防病菌传流。

其三、边区医院增设床位，收容群众病人。边府并拨款炮制大宗药品，救治病员。

其四、为了使防疫卫生工作经常、普遍进行，由文协制卫生图画，及编写秧歌及剧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并提倡如延安市创办之民办公助综合性（中西医、兽医，既门诊又收住院）的卫生合作社，于乡间试办，使其成为今后医务、卫生进行工作之中心。

其五、在此次急救与防疫过程中，发动医务人员工作竞赛，使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工作优良者给与奖励与表扬。

这是按照西医一般公共卫生管理办法进行疫情防治，对于具体疫情诊断及其治疗措施，危难面前，是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作用。参与边区政府紧急疫情防治会议和防疫委员会工作的李鼎铭、毕光斗等几位著名老中医，从中医病理诊治立场出发，对疫情作出独立判断，因地因时制宜，开出特制药方，简便而有效，作为各医疗队下乡医疗急救方法。“据医大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过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边区防疫委员会集会，总结医疗队下乡工作》，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6月3日。）

1944年5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报道疫情防治

毕光斗（1879-1970），延安市人，清末秀才，陕北名医，具有诊断透彻，下药准确，医德高尚之美誉，1940年6月倡议成立延安第一个中医研究组织“延安国医研究会”，并荣获边区模范医生称号，当选为边区参议员。1949年后在延安卫生所工作。这个特制药方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当时的新闻报道受时代观念影响，宣传的重点是西医，没有关注中医在此次疫情防治过程中的特殊贡献。

战争年代，受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的制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在医学观念上崇尚西医，相信西医；在医疗实践中又不得不接受中医中药，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医中药，从而形成一种“西医为体，中医为用”的医疗体系。在医药短缺的陕北农村，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医疗保障是中医。当凶猛的传染病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迅速动员组织机关单位所有医疗机构参与紧急救治工作。但是，受医药条件限制，必须大量采用当地出产的中药制剂，相应地接受中医诊断理念，在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中实行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对付疾病疫情，维护军民干群生命健康。

民生无小事。医疗问题因关涉群众民生，而成为执政党必须认真对待的政治问题。延安附近农村传染病流行之际，动员组织中西医团结合作，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显得特别重要。7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强调指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以便在最近三五年以内，具体实现毛主席指示，做到每个乡都有医务所，都有医生。”中西医合作，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原则。

延安时期先后出现过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性疫情，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采用中西医合作，防患于未然，是逐渐形成的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的有效良策和成功经验。李鼎铭（1881-1947）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特殊身份，提高了中医学和中医师的地位，促进“中西医结合”这项政策的提出、推行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解决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现状，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尔后，在城市倡导中西医结合临床试验的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培训一大批不脱离农业生产，熟悉本地中草药，兼通西医基本原理的“赤脚医生”，在物质条件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比较好地解决了全国城乡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

作者：朱鸿召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本文摘自朱鸿召《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