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岭，是位于延安老城北门外大约2.5公里的一条山沟，临近延河，原名杨家陵，因山上有明代兵部兼工部尚书杨兆陵墓而得名，延安时期传说这是杨家将的后代陵墓。沟口的平地上，有一座大古墓，有石人、石牛、石马。墓的周围，是平溜溜的一片庄稼地。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中央机关迁住这里，并改名为杨家岭。这里地势开阔，两边山坡已建有多处窑洞，其中中央党校校舍可以用作“七大”代表们的住处，只需要建造一座大礼堂。

与中央办公厅隔河相望的中央大礼堂，原址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礼堂，可以容纳三四百人。1941年冬季，中央机关俱乐部主任住在礼堂里，不慎将刚发放的过冬棉花放在床铺上，房里生着一盆炭火，就到鲁艺跳舞去了。孰料火盆里的火花一爆，引燃了棉花，酿成一场大火，把小礼堂全部烧毁。

火灾后的第三天，延安自然科学院筹备处工作人员杨作材接到通知来到中央办公厅，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亲自安排任务，要求在杨家岭重新修建一个大礼堂。杨作材仔细考察地形地势，提出两个建筑方案。其一，在杨家岭沟口的一块大田地当中修建中央大礼堂，将所有的中央机关，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策研究室以及办公厅、行政处等都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比较集中的中央办公中心。其二，在被烧毁的小礼堂原址修建中央大礼堂，其他机构办公地址不变。两个方案草图一起送交中央办公厅，李富春对第一套方案笑着问道：“你怎么了，你是要在这里建都还怎么着？”于是，就决定在小礼堂原址重建大礼堂。

杨作材把设计平面图、正立面图、侧面图和剖面图都画在一张大图纸上，然后钉在办公桌上，供大家阅读。没有细部施工图纸，而是照老办法在施工现场临时画给工人们看，或在木板上放个比划的样子。好在施工队伍是当初李家塔礼堂建设班底，彼此熟悉，合作默契。

这是在当时条件下精心设计制作的建筑作品。整个建筑由多个体块组合而成，入口处是一座方整的小楼，两侧壁柱，巍峨庄重，楼顶设置旗杆，正门上方是一个特制的圆形气窗，嵌入一个硕大的铸铁五角星，革命标志性特征非常鲜明。建筑主体部分是正厅，可以安排1000多个座位，采用四个大石拱作为主梁，形成无柱脚穹顶式结构，达到内部空间最大化效果，避免了在礼堂内出现两排阻挡视线的柱子；东侧是一个小会议室，兼作舞厅，并配有小耳房，为文艺演出时演员化妆间；西侧的三间房子，分别用于休息室、阅览室和游艺室，与入口门厅相通，功能利用上实现多种用途并重。

整个建筑砖石结构。正厅采用跨距达15.6米的大石拱代替木梁，是一个极大的技术突破。由于伐木烧炭多年砍伐，当地可以用作大梁的木料已经十分缺乏，而石料资源在当地却是很丰富的，并且当地石匠师傅们的技术水平非常精湛。所以，礼堂正厅采用石拱结构，拱与拱之间用木料连结，再以木板盖顶。这些木料同时又用作施工脚手架和挂滑车的木支架，当礼堂造好后木料也已基本用完，减少浪费。为了安装巨大的石拱，杨作材和中央机关工程师张协和合作，研究具体施工办法，请温家沟农具厂（即兵工厂）特制了一个五轮复式滑车，利用滑轮组的原理顺利地完成安装任务。这些石拱属于半圆拱，其所承受的力可以直接传递到地下，不会产生侧推力。为了谨慎起见，建设者们在东西两侧分别修建小会议室和阅览室，以抵御半圆拱万一产生的侧推力。这样，造型上的体块结构与功能上的承重安全相结合，天衣无缝。此外，为了提高大石拱的承载力，参照隋代赵州桥的结构形式，在大拱上又修了几孔小型砖拱。然后用单砖墙砌平，使它既能承重，又显得外观平整、美观。内部视觉空间像一个巨大的窑洞，给人朴实亲切温暖感。

建筑外观显得洋气，庄重，大方。瓦屋面不出檐，是典型的欧式屋面做法。大厅和舞厅则是互相垂直嵌入的矩形，三个一组的长窗形成明显的韵律。正厅窗户分两层，丰富了建筑表情，共设四个出入口，两两对称又不雷同，生动而不呆板。正门边的壁柱，采用希腊建筑柱式。杨作材回忆说：“这根石柱采用的是希腊雅典的爱翁尼（Ionic）式柱，是我当时参考了美国的一本大学教科书而设计出来的。”

施工过程中，为了赶工期，后面的石山没有完全削平就将舞台的后墙砌了上去。等到墙体快砌完时，发生滑坡，只好拆了返工重砌。工程预算是5万元法币，由于物价上涨的原因，中央办公厅领导指示，不要受预算限制，一定要将礼堂盖好，实际花费12万元法币。修建时对建筑用途严格保密，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兴土木，甚至有人直接给中央写信，认为这是铺张浪费。等到“七大”召开，人们才明白其中的原委。

整个建筑体块结构，彼此支撑，相互关联，外表庄重、刚毅、洋气，内里大跨度穹隆式空间，视线高度集中，意志绝对统一，乡土的朴实与同志的温暖都融会在革命大家庭的亲切里。建筑艺术地诠释了中共“七大”所实现的中国革命政治理想。

作者：朱鸿召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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