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    屈原著    杨永青绘  黄晓丹注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品小说，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溯源中华文化源流主要有两大出处，一为《诗经》，一为《楚辞》。《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楚辞》则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其中尤以屈原代表作《离骚》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

作为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离骚》绚烂的文采、宏伟的结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骚体”诗歌的创作形式，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如此重要的诗歌文本，自然引得诸多名家注释。较受推崇的，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赋注》等。但这些注释本对于当今普通读者而言难免存有距离感。为此，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由杨永青绘画、黄晓丹译注的《离骚》，其富于时代特色的图文并茂解读，对于广大读者追索这一中华经典厥功至伟。

形神兼备的绘画叙事。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内容丰满、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形象，再加上全诗结构完整，叙事与抒情兼备，这些要素加在一起，非常适合运用绘画形式来表达。杨永青在细致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运用版画、国画并使之与图书插图技法相融合，以屈原的形象为主人公，绘制了一系列契合文本内容的众生相。

全书采取左侧页为原文与译文、右侧页为绘本的布局，便利读者对照阅读。

《离骚》成书年代久远，屈原想象力又特别丰富，运用了多重象征手法，再加上一些晦涩生僻字的运用，于今人而言阅读难度颇大。杨永青的绘画尽可能地还原了文字所写内容的场景，点面结合地展现了原著故事以及人物情感状态，这种如同阅读连环画的效果自然大大降低了对经典的理解难度，也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和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群体的距离。

杨永青的绘画文本富于童心色彩，这与屈原的创作心态趋于一致。阅读这样一本形神兼备的绘画故事书，堪为一场愉悦的经典之旅。

直意兼备的译注解读。担任该书译注工作的黄晓丹是南开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师从叶嘉莹先生，现为江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众所周知，文字翻译的理想标准永远是信达雅——忠实、精准、文采。通读黄晓丹的译注，真切感受到了她在这方面的努力与成果。仅以开篇为例，就颇为惊叹她直译与意译兼备的功力，令人有眼前一亮之感：“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如果缺乏诗词功底及相关背景知识，真令人不知其所言。且看黄晓丹的译注：“天上太岁在寅，地上正月始春，寅年寅月寅日，正是我的生辰。”原句是两句，译注为富于节奏美感的四句，而且特别富于文采美。这正是该书译注的最大美学特色——黄晓丹在深入理解原著精髓的基础上，融入自己文学功底而进行了再创作，将许多令人望而生畏的晦涩语句变成朗朗上口的现代诗歌，而且对仗工整，节奏轻缓疾徐。

为了保持阅读的流畅，黄晓丹“将理解文章时必不可少的注释性内容直接补充翻译进了诗句”，生僻字旁加上注音，确实方便了阅读。

还需提及的是，黄晓丹的译注对于王逸和朱熹等经典注释本的突破。比如，她未依从“美人香草之托”的解法，认为将这些在文本中提到的意象归类为政治隐喻，是对《离骚》的狭窄化解读。她说：“它或许有教化上的意义，但对丰富的文学性和宏大的宇宙观都有损害。”如此，她解读的《离骚》脱离了传统的“以儒诠骚”，让诗人回归于他的本来状态，把应有的崇高之美、之力、之心还给最初的《离骚》。

内外兼备的文本结构。阅读经典，解读《离骚》，最重要的目的或者说收获是进入文本的内部，甚至是作者的内心世界，全方位地解读其表达的思想，完整地理解他的人格魅力。《离骚》从文本结构来说，其内是现实主义，其外是浪漫主义，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

通读清华版《离骚》，在图文并茂的展示引导下，屈原的多重生活情感状态尤为突显：他与当朝统治者的矛盾，内心的痛苦纠结，进取与退隐的矛盾等，完全是其自叙式的表达。读者随着诗人强烈的情感状态而起伏，并为之而郁郁不平：屈原曾得到楚怀王的恩宠，得志时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失意时又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流放者。

夏立君在《时间的压力》中解读屈原对于君王的“婢妾心态”：“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离骚》中，类似“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类的怨愤表达俯拾皆是。悲观至绝望，屈原效仿彭咸投水殉道（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他真的在自己的诗歌中一语成谶了。

诗人不幸诗歌幸。屈原人生绚烂与悲凉都达到极致，而其辉煌的诗歌精神则穿越千年照耀于今。清华版《离骚》是对其诗歌精神的崇高致敬，图文并茂的全新解读，则有助更多的中华儿女追索骚辞的永恒魅力。

作者：袁恒雷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薛伟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