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联合，打响上海防御保卫战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上海》一书，近日荣获“五个一工程”特别奖。该书出版方认为，《战上海》之所以能获得这个成绩，是作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年在策划此书时，创作和出版团队有一个共识，就是全面反映上海解放第一年，共产党和解放军在接管和管理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的过程中，在政治、军事、公安、经济、社会改造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斗争的成就，体现共产党从革命到管理、从战争到建设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这期间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情节。我们就是要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运用大量原始史料，将研究过程融汇于讲述之中。给读者呈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不说教，不空谈，让读者读进去，从中受到教育。

《战上海》的经验说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大有可为。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前辈的奋斗历史。继承光荣传统，要落到实处，要入耳入心。作者和出版人一定要确立责任感，要真真切切地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

《战上海》

刘 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解放后，面临国民党海空军的封锁和空袭，中共中央一直非常关注上海的防卫和安全。1949 年7 月，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一方面是寻求苏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尽快解放台湾。

7 月26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8 月3 日，上海江南造船厂遭到轰炸后，华东局向中央求援。8 月6 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刘少奇、王稼祥：“近来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下游沿岸几个大城市各码头及铁路矿山上空轰炸扫射频繁，造成很大侵扰和损失，甚望苏联三百六十门高射炮能提前订货并早日运来，请与柯瓦廖夫一商。”苏联很快同意了中方要求，并迅速发货。8 月11 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近期友方将送来高射炮三百六十门，均在东北交货，由你和伍修权负责接收。”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8 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后，中苏双方在苏联空军司令部举行了三次会谈。刘亚楼谈了中方组建空军的设想：“无论从解放台湾的现实需要出发，还是巩固国防的长期考虑，中国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希望苏联援助我们，在一年之内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由300—350 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苏方的援助方案不仅满足了中方的全部要求，而且提供了更多的飞机，派遣了更多的专家。甚至连中方没有想到的，如飞行训练的人员配置、课程设置、物资储备等方面的问题，苏方都基于自己开办航校、培养飞行员的经验，主动为中方解决，并提出了详尽的援助计划，苏方的援助是全面而充分的。这对于人民空军从当时几乎是一无所有、一张白纸的状态，迅速发展为具有完备组织系统、严密指挥机构、正规培训体系和实战能力的空中武装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毕竟需要时间，不是短期能形成战斗力的。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也曾努力建立上海防空体系。当时在上海担任城市警备任务的是三野9 兵团的33 军，前身是渤海纵队。33 军要承担市区500 多个地点的警戒，力量明显不足。1949 年7 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的城市防空，并与上海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

防空首先要有雷达，为了侦察和掌握国民党飞机的动向，防空部队从接收国民党遗留的十几部破旧雷达中，挑选了两部较好的，稍加整修后，架设在提篮桥附近安国路的一幢6 层楼上，成立了一个雷达队负责对空警戒。在浦东和市区建立了七八个目力观察哨，观察国民党飞机动向。警备部队当时没有一门高射炮，只有3 个高射机枪连，配置在市区中心的高楼上，负责上海党政机关驻地的对空警戒。江南造船厂和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点企业，由连队集中轻、重机枪，白天到高楼和厂房顶上值班，对空警戒。解放军基本上是陆军，没有防空作战的经验。当国民党飞机到来时，战士们用眼睛寻找目标，然后对空中射击。机枪的射程仅为1000 多米，对高空的飞机基本没有威胁。高射机枪由于缺乏组织指挥，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1949 年10 月，苏联援助的高射炮运到了沈阳，军委命令华东军区组建五个高射炮团，赴沈阳接收苏联援助的高射炮并进行突击训练。每个团配备苏制85 毫米高射炮12 门、37 毫米高射炮24 门。其中11 、14 团负责保卫上海，11 月底到达。在二六轰炸时，国民党飞机仗着暂时的空中优势，连续轰炸。B-24 型轰炸机作水平投弹，其余飞机均环绕目标进行俯冲投弹。这次空袭，由于雷达发现不了飞机，目力观察哨观测距离过近，轰炸机飞临市区上空，我方才施放空袭警报，市民都来不及疏散隐蔽。另外高炮部队组建不久，数量少，且缺乏雷达预警，无法提前发现目标。技术生疏，指挥不熟练，射击混乱，高炮射手不会环绕目标射击。虽然进行集中火力射击，但射击时机过晚，所以一架飞机也没有击落。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整高射炮部署，集中两个团保卫发电厂。

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1950 年1 月下旬至2 月上旬连续4 次专电中央军委，请求加强上海的防空力量，中央军委于2 月8 日急调在沈阳接收装备并训练的华北军区高射炮第17 、18 团加强上海地区防空，部队于2 月18 日到达上海。4 个高射炮团重点保卫发电厂、火车站、码头、油库、机场，但由于雷达探测技术的问题，高射炮部队无法组织有效的防空体系。

上海防空最大的问题是雷达发现不了飞机。主要原因是接收的人员技术水平低，修不好雷达的故障。二六轰炸后，防空处经陈毅司令员批准，2 月16 日从上海交通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中借来21 人帮助工作。这些学生来自电机系，虽然学了不少无线电方面的理论，但都没接触过雷达。开始工作并不顺利，国民党飞机来袭击，地面观察哨用眼睛都看到了，但雷达仍未发现飞机。上级领导和学生们都很着急。团支部书记林学昌提议请专家来会诊。先请来交大的蒋大宗老师，他虽然在抗战期间接触过雷达，但也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把上海市无线电技术水平最高的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请来帮助调试，钱总准确判断出问题出在发射机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经过调试，使雷达在3 月20 日9 时第一次发现了飞机。原来商定交通大学同学帮助工作3 个月，5 月底到期。但如果这些同学一走，就没有人能担负起技术工作了，防空司令部决定动员他们参军。本来这些同学要回去完成毕业设计，写毕业论文。经过华东局、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与交大联系，让学校动员这批学生直接毕业参军，并解决学生参军后存在的一些问题。经过各方努力，交通大学的21 名学生除1 人外都参军了。这批学生后来成为解放军防空部队雷达技术的骨干，在以后的日子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0 年2 月6 日的大轰炸，使得上海处境极为艰难。上海的工厂约有1.2 万家，1 至5 月期间停工的达1454 家，占10% 以上。上海的商店约有10 万余家，在这期间歇业的达6000 多家，占6% 左右。因为停电，上海的多数纺织厂无法开工，市场物价又出现波动。当时在上海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2 月10 日写信给聂荣臻并转朱德、刘少奇，汇报了上海被炸的严重后果。信中说：“上海纱布生产量占全国纱布生产量的一半。这次轰炸，上海纱厂停工，从电力恢复到纱厂恢复生产需一个半月时间。这一个半月停工停产纱布的结果，纱布必成囤积投机的对象，这三天上海情况已经明显。因此，我们提议：军队只发两套单衣（取消一套衬衣，且第二套单衣要求延迟些发，使我们能赶产纱布），地方则只发一套单衣，时间也推迟。”朱德总司令批准了陈云的请求，全军当年每人减少一套单衣。

严峻的形势使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和上海市长陈毅感到压力极大，心情沉重。那些天华东局连续召集会议，商量市民疏散和工厂迁移的问题。2 月23 日，《解放日报》头条新闻是“面向内地前途无限光明，内迁各厂先后开工，原料便利产品畅销”，介绍1949 年底迁到天津的卷烟、针织内衣工厂先后开工生产的情况，为进一步内迁工厂造舆论。但是这些内迁的工厂都是不足百人的私营小企业，如果要将造船、电力、钢铁等大企业迁往内地，谈何容易。饶漱石将情况报告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又转报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

得知上海连续遭到轰炸的消息，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也十分焦急。中苏谈判到了关键时刻，2 月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一条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海空军的支持，这就确立了中苏两国军事联盟的基础。条约签订前，毛泽东收到刘少奇转来饶漱石的电报。中国领导人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防空。

斯大林同意给予中国空军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毛泽东心里不肯签订这个协定，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在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国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2 月15 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苏方“已决定派空军保卫上海，并且不久可到，其数为一个空军旅。此事须作许多准备工作，例如修理机场，保卫机场，在机场附近肃清特务等，但又要保守秘密，以便飞机用火车秘密运沪，待敌机空袭时一举歼灭之，请你考虑叫粟裕来京面告此事，由他回去秘密准备一切”。

2 月17 日，苏联正式通知中方，将派出一支强大的防空混合集团军援助上海防空。毛泽东非常高兴，致电刘少奇：“少奇同志即转饶漱石同志：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

毛泽东所说的“妥善可靠办法”，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派出一支防空混合集团军，由巴基斯基中将指挥，来上海协助防空。2 月12 日傍晚，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紧急召来军区参谋长巴基斯基中将交代任务。赴上海的苏军防空集群由最精锐的莫斯科防空部队组成，巴基斯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52 高炮师师长。

巴维尔·费多洛维奇·巴基斯基，1924 年参加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方面军中任步兵第73 军、50 军和128 军军长，参与了解放波兰、歼灭东普鲁士德军重兵集团、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的战役，建立了卓越功绩。1948—1950 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1950—1953 年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4—1965 年任莫斯科防空区司令，1966 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土防空军总司令。1968 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受领任务后，巴基斯基与各部队指挥员在莫斯科中央机场登上飞机，沿莫斯科—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哈尔滨—北京的路线飞往中国。他们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了中国同志热烈的欢迎，抵达北京的当天，苏军将领拜会了朱德、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国领导人向他们介绍了上海的防空形势和任务，他们也向中国领导人汇报了苏军来华防空部队的基本情况。

得知苏联防空部队即将来上海的消息，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极其振奋。他们立即部署准备工作。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97 师、99 师、100 师官兵，并动员上万民工，连夜突击扩建江湾、大场、龙华三个飞机场，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

当时上海市工务局由赵祖康留任局长，路政专家徐以枋任副局长。1949 年10 月，市公安局交通处田处长到工务局来联系修筑龙华飞机场的事，赵祖康委托徐予以协助。当时上海水泥等建筑材料缺乏，徐以枋大胆设想加大跑道基层厚度，相应地减薄水泥面层。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徐以枋在局里组织技术力量，指导施工，顺利完成了任务。1950 年二六轰炸后，空军要求扩建跑道，有一段跑道被炸后下沉。徐以枋考虑到时间紧迫，提出在已下沉的跑道上加厚水泥路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措施，以保证新老水泥层的封固结合，这个意见得到空军同意，仍由工务局派技术力量指导施工，迅速完成了任务。接下来空军要新修虹桥机场，改建江湾和大场机场，工务局仍去协助。对于这样重要的国防工程，解放军首长不但信任工务局的技术人员，让大家放手干，在工程问题上都坦诚交谈，对驻工地技术人队的生活也很关心，使大家感到温暖。徐以枋主持了上海四个机场修复和扩建的任务，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为了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

——摘自《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刘统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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