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教授及其著作《中国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哲学十五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继《宋明理学十五讲》之后第二本以“讲”为题目的著作。“讲”不同于“论”，需要以一种简洁、直观而不失深刻的方式向读者传递出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以及作者的基本态度。而“讲”是杨立华的长处，也是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总是能以朴素而有魅力的现代汉语准确地表达出中国哲学的哲理，并以之感染读者。杨立华深耕讲坛20余载，用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打动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今天翻开这本《中国哲学十五讲》，我们依旧可以透过文字感受到杨老师讲课的魅力。

第一次听杨老师“讲”是在2005年末的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杨老师应哲学系学生之邀作以“穿越告子的丛林”为题的讲座，讲解孟子何以论证“性善”，教室里挤满了各系同学，幸好当时讲座的教室在一楼，无法进入教室的不少听众趴在窗边听完了整场讲座。杨老师当年讲座的内容被部分收入了本书第三讲《尽心知性：孟子的哲学》。2006年春季学期，杨老师担任哲学系05级本科生“中国哲学史”课程的主讲老师，我是选课学生之一，从那以后，连续听了几届杨老师的“中国哲学史”。杨老师的“哲学史”总是讲不完，他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照本宣科”，一个人物一节课，把所有人给学生“捋”一遍。他的课，先秦部分总是孔子讲得最多，老庄孟次之，而汉代仅仅讲董仲舒而已，这样一学期结束，下学期直接从王弼开讲，跳过唐代进入宋明理学，而最后往往以王阳明收尾。可以说杨立华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充满了他的哲学“偏见”，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哲学十五讲》则更加“过分”，汉代竟然彻底消失了。可这就是杨立华的态度，所有他“讲”的人物都代表了他的理解和思考，更代表了他跟所讲哲学家之间的一种“心有戚戚焉”。每一个他选进来讲的人物，都是他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中具有深刻洞见、能反映中国哲学一般特点的人物，也是他持续用力和关注的思想家。对于中国哲学的初学者来讲，当然要“先立乎其大”才能入其门径，可这种“大”不意味着没有重点的浏览，而是能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问题域，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精神的普遍之思，了解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这才是杨立华选择后给予学生和读者的。例如，一般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和著作都不太关注嵇康，本书则专辟一讲。这一方面是杨老师对嵇康的偏爱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他对中国哲学问题与脉络的理解，在这一讲，他还专门详述了“自然之理”，认为“自然之理或天理自然指的是普遍的、符合常识的经验和逻辑”，这其实就呼应了宋明理学“天理的发现”，试图揭示玄学玄理与理学天理的逻辑关系及其异同。而这样的细节呼应在书中还有很多——精神的普遍展开其实就在这些问题的细致追究中呈现。“言”须有物，方能讲得动人。若要有物，则须“好学深思”。此书可以说是杨立华不停思考、不断进步的体现，比之当年所闻，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向前探索，其中感触最深的当属他对庄子的理解。最初听杨立华讲庄子时，他“刻意”要讲出与郭象理解庄子的区别，虽然他认为郭象的理解十分重要，但始终认为，如果按照郭注解读，那庄子本人的意义何在？但那时的杨老师依旧从齐物讲起，按一般“套路”理解庄子。本书则让人眼前一亮，我们可以发现他用“知”贯穿了庄子思想，认为“知”是庄子哲学的关键，欲理解齐物、逍遥等问题，需要回到“知”的层次去看庄子，透过真知才能成就真我，确立无所对待的主动性，这样可以看到庄子那里最积极的“自主性”。这就不是用虚无抑或所谓个体的精神自由来诠释庄子了。

透过《中国哲学十五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哲学研究者在与学生、与读者、与自我的不断互动中的哲学探寻。“讲”不是一种自我言说，而是自觉面对思想家、自我、听众的一种说理方式，这种方式具有一种“场域”，只有深刻的思辨与论理才能真正地打动人，并经得起检验。

作者：赵金刚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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