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和他的《古史辨自序》手稿。

最早读顾颉刚先生的著作，是在影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卷里，读到长约六万字、激情澎湃的《古史辨自序》。那时，我住在西长安街的单身宿舍，是在下班后的晚上，斜靠在床上阅读的。读着读着，我被作者的激情点燃，再也不能以懒散的姿势躺在床上——因为我也在燃烧。我匆忙下床，端坐在台灯下，握紧书本，一口气读完了现代新史学奠基者的冲天号角声！

顾先生的《古史辨自序》，以他的自信、骄傲和率真，以江海奔腾，一泻千里的宏大气势，强烈地感染了一位青年读者。这篇自述学术道路的黄钟大吕，是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浪潮里孕育的：她既开辟了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道路，也启发了现代新文学，奏响了向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和旧制度宣战的战鼓。

红楼里出入的五四之子

几次去老北大红楼，在一楼朝东的几间散发着霉味的老房子里穿行，看见新潮社的旧址，我就会想起《古史辨自序》。顾先生是新潮社的骨干成员，有一个时期，当傅斯年、罗家伦出国留学后，《新潮》杂志是他主编的。他们几个有家学、有旧学根底的同学，其实一进大学门就具备研究能力了。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期，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的早年所学与来自西方的科学方法相融合，在强大的使命感推动下，终于长成参天大树。从“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走出的顾颉刚，在新旧文化碰撞、震荡的震源，开始怀疑苏州顾家花园里几万卷老祖宗遗留的藏书。走在油漆剥落的红地板，看新文化运动的展览，翻阅《新潮》杂志，我脑子里幻化出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许多前辈的音容笑貌，仿佛这些杰出的五四之子还在红楼里出入，年轻的大学生的光荣和梦想，永远铭刻在红楼的每块砖石上。

上世纪80年代初影印的《古史辨》，我原来只有四册，今年才在旧书网将后三册配齐。选读其中的论文和通信，与其说是钻研学问，毋宁说是感受那个时代的学术空气，太佶屈聱牙的论文，实在也看不懂；能看懂的，也是因袭古人读《汉书》，间接学习作者的文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只是比较、了解，不敢跟着他们往深处走。顾先生反复说，历史研究就是求真。《古史辨》是“疑古派”的阵地，代表了近代中国史学界辨析伪史的学术方向，是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总清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来对偶像的破坏，对权威的挑战，对定论的怀疑，都体现在一册又一册，分专题讨论的《古史辨》里。没有一种学术丛刊，像《古史辨》这样产生划时代的影响。还应该说，这一条由顾颉刚先生开辟的道路仍在途中，用科学方法审查旧史料的长征，还没有到达目的地。1965年冬天，顾先生在香山养病，病友们知道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就请他在饭后讲史，有位有心的病友，把听课笔记整理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书名《中国史学入门》。我买到后，一气读完，对顾先生讲几千年历史如数家珍的本领，印象殊深。《妙峰山》的影印本，我买来是当散文读的，读后还写了一篇读书记。有一年与同事去妙峰山，山上的管理部门接待，我把随身带的这本影印本送给了他们。在顾先生全集没出版前，这就是我读顾的全部。

新世纪开元，62册《顾颉刚全集》出版！容庚先生用钟鼎文书写的联语“好大喜功，终为怨府；贪多务得，那有闲时”印在每一册的封底，是他的自画像。这其中的一句，是徐旭生批评他的话，他当成知者之言。我因先前接触过他的少数论著，虽然喜欢全集，却不敢上手再读，因为面对顾先生，我已有《庄子·秋水》“望洋向若之叹”。但还是经不起诱惑，心里老是惦记，终于去琉璃厂先买回6册《宝树园文存》，12册《顾颉刚日记》，5册《顾颉刚通信集》；配以《顾颉刚年谱》《顾颉刚先生学行录》《顾颉刚学记》《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再加上早买的《史林杂识》，自以为已在远望这座史学界的大山，再也不敢往深处走了。何况，我只是如陆机《文赋》说“颐情志于典坟”，并不是要写论文评职称，求学位。

民族危难时用学术文化抗战

顾先生曾对人说，他写文章是学梁启超的，有感情，有气势。这几个月，我沉浸在他的文集里不能自拔，又一次受到巨浪的冲击。读文集我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应赵纪彬之邀，写长篇《顾颉刚自传》，虽然在一些个人历史的节点上字斟句酌，略有踌躇，但开篇以后，仍是滔滔不尽，还是《古史辨自序》的风格。彼时，赵纪彬正筹办中州大学，我猜测，赵请顾先生写个人自传，可能代表组织，或是要延请他来新办的大学任教。这篇自传，第六章是《我的性格的分析》。顾先生不以古史为对象，而是以自己为对象，把自我放在解剖台上，从心理、生理，成长过程，像一位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分析切片，掏出心来诉说。他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从读年谱、书信对顾先生的初步了解，他对老资格共产党员赵纪彬的这个请求，是他一生最高的、唯一的要求。为了生活，他在大半个中国颠沛流离，在好几所大学任教。在西北、西南担任大学教职时，他考察贫穷落后、已经破产的乡村，对战争时期的农村现状感到震惊，担心亡国绝种。他那强烈的爱国心，在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后更跳动得厉害了。在西南考察，他留心边疆地理，观察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文化上的联系。一静一动，是顾先生理想的学者生活。但是，在动乱的中国，他的这个理想从没完全实现过。他给赵纪彬写这篇自传，在性格一章透露出“顾颉刚性格”。这篇自传，是《古史辨自序》的续篇。要了解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要知道一个史学巨人的崛起，把两篇文章合起来读，你就会看见现代史学形成的秘密，并被顾先生那一代学人的精神所感动，生出高山仰止的大感叹。

顾先生虽然向往“监禁式”的书斋生活，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自觉地加入燕京大学的抗日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三户书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义，编写出版通俗读物，唤起民族意识，宣传全民抗战。后来，因社名太刺激，他又改称“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大量的唱本、图画，向广大的乡村发行。果然，他的行动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已经上了黑名单，他只好逃出侵略者的铁蹄。他以学术文化抗战，完全是受爱国心支配，并不是来自一个组织的命令。在顾先生的一生中，强烈的爱国心，是他亮丽厚重的底色。他从上大学时迷恋看戏，从通俗戏剧对民众的影响受启发，以别人看不起的通俗读物为武器，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世人说起顾颉刚，只嘿嘿一笑，说“大禹是虫”，然后就中止对他的了解，我说，如果再写顾颉刚传，一定要大写特写他在民族危难时用学术、文化抗战的光荣历史。

“吾弗是会做，吾是肯做”

养病苏州时搜集吴歌，步行去北京西山考察妙峰山庙会，在西北、西南任教时考察文物古迹和民俗风情，是和考辨古史相一致的学术活动。最重要的是，民歌谣曲反映了活泼泼的现实生活，它跳跃的生命，是和传统衔接的。在对各地民俗的考察中，顾先生在现场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上的迁徙，许多语言、风俗，在田野调查中找到了答案。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箴言，已变成他自觉的学术活动。他说自己好游历，倒不是以闲情欣赏奇山秀水，而是把对古史的研究延伸到大地山脉，直至地下出土文物。他服膺王国维，在日记里记载好几次梦见追随杖履，成为静安先生的弟子。他以悲愤沉痛的心情撰写的《悼王静安先生》，是新文学的散文杰构，也是要继承王国维学术事业的宣言。他的方法之一，就是王国维最早提出的学术研究方法。他从200册读书笔记中整理出版的《浪口村随笔》，后以《史林杂识》再版，许多篇历史随笔，就是他把古籍和出土文物、传说、民俗相结合的典范。

《顾颉刚先生学行录》，是他的学生、同事、亲属回忆他一生嘉言懿行的合集。我读过不少学者的事迹，很少像顾先生这样，不但像一头凶猛的狮子王占领巡视自己的学术领地，而且无私、热情地帮助学生，爱护人才，把学术当成天下公器。王国维随溥仪被军阀赶出宫后，生计无着，顾先生给胡适写信，让胡介绍王国维去清华做研究。钱穆还是一个中学教员时，他从钱的著述发现钱穆的天才，推荐他来燕京大学任教。为了有意识地定向培养他的学生谭其骧，他创办《禹贡》半月刊，希望以一份刊物成长几位研究历史地理的人才。谭其骧、史念海等终于成为历史地理方面的专家，是和顾先生的战略眼光分不开的。读他给谭其骧的通信，他的“责善”之教令人动容。他让学生发现问题，同他辩论，反对他观点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只要言之成理，他会更高兴，还主动介绍给报刊发表。他说过：读历史不能发现问题的人，是不能从事历史研究的。他自己，正是从看传统戏剧中，发现历史从源头到下游的扭曲和变化，才以现代的科学方法，接续辨伪的古史研究。他自道“刚性不绝人”，甚至做到了“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在抗战和内战时期，生活动荡，他自己要以薪俸养活一大家子人，经济拮据，常常为生计发愁，但他的学生或找他求职，或要他帮忙读书，他不但诚恳接待，热心帮助，还一定要请学生吃顿饭。燕大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因为选修过顾先生的《尚书》课，抗战时去成都看望他，他让家里人做了两碗面，“他陪着我吃，”这位学生回忆，“面上还各有一个鸡蛋。这一碗面，我深深的印在脑里，永远不忘。”他还主动送这位学生研究资料；尽己所能，尽己所有，如果找他求业的学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他就请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帮他抄稿子，整理资料，自己掏腰包支付报酬，解决学生的生计。最著名的事迹，是童书业教授，从一个没有学历的青年，在他身边成为古史领域的著名专家。童去世后，他还整理这位老学生的遗稿，计划出版。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余初到校即谒颉刚。其家在校之左，朗润园则在校右。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呐呐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有几人像他这样，既燃烧自己，又温暖别人？88年，顾先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晚年卧病医院，家里已谢客探望，他还特别嘱咐家属，四川一位年轻人如来，他一定要见见，让家里人带到医院，那位青年业余研究都江堰历史，发现这个著名的水利工程并不是从李冰开始的，不同意顾先生的观点。当四川的年轻人来到医院时，顾先生告诉他为什么自己错了，并夸奖年轻的研究者是“截断众流”。在这本学行录里，从童年伙伴叶圣陶，到大学同学、新潮社社友俞平伯；从郑天挺、姜亮夫等中国史学界一长串响亮的名字；从许多受惠于他的学生、乡亲，我看到了顾先生的高风亮节。

每天，我从南沙沟走过。这个院子，我去过好多次，知道有几位著名的学者也住在这里。在我读顾颉刚著作的日子里，每天从这里走过，脑子里装的全是他。其实，1978年搬到这里，他有一年半的时间住医院，并没在新居住几天。他曾自嘲，说医院成了他的“第二家庭”。1980年末，这位中国现代史学界的巨人倒下了，再没起来。住房条件改善，家里设了工作室，但一切都太晚了。他搬到新居时，同院的俞平伯先生去看望，“于榻前把晤”，顾先生用苏州话对这位老同学说：“吾弗是会做，吾是肯做。”俞先生用绝句追怀这位年轻时与他热烈讨论《红楼梦》的老同学时写道：

“毅心魄力迥无俦，长记闲谈一句留，叹息比邻成隔世，而君著述已千秋。”

一代宗师顾颉刚先生，他在古史研究领域里的伟大成就，是会让所有人感到惊叹的；而他忙碌紧张，克勤克俭的一生，最后总结，只道得“吾是肯做”四个字。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金久超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