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悉尼到苗黔山》

胡仄佳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吴中杰

大约五六年前，我在悉尼一个华人文学集会上与胡仄佳相遇，由于比较谈得来，后来就常有交往，虽然我比她年长一辈，但仍有不少共同语言。

胡仄佳出身于四川美术学院，原来是油画专业的，也学过国画，但我认识她时，她已放下画笔，改学摄影了，同时兼写散文。她已出过三本散文集：《风筝飞过伦敦城》《晕船人的海》《天堂里的孩子》，曾送过一本《晕船人的海》给我，是写新西兰风光和民情的，配有许多精美的照片，真是图文并茂。我这才悟到，她为什么热衷于摄影，单是给自己的散文集配上精美的图片，就是一大乐事。我真想跟她学摄影，好给自己的散文集配插图，可惜已是耄耋之年，扛不动照相器材到处跑了。

胡仄佳毕竟有绘画功底，对构图和色彩有特别的敏感。年轻时因偶然的机会看到苗人刺绣，就喜爱上了，不辞劳苦，还冒点风险，独自跑到贵州苗山去寻访苗绣，还有银饰之类，并且带着这些收集到的艺术品，远涉重洋，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来展出。这本新的散文集《从悉尼到苗黔山》，就是写她多次到贵州苗山的见闻，也配有许多反映苗山风情的照片。

我国文人一向有写游记文学的传统。古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和王士性的《五岳游草》《广游志》等都是地理学名著，既有文采，又具有科学价值；近人郁达夫的《达夫游记》和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则是散文名篇，富有艺术情趣。胡仄佳爱好旅游，擅写游记，继承的正是这一路文脉。不过今人写游记，远比前人为难。古代农耕社会，人们安居一地，难得出门，写异地风光的文章极具吸引力；近代虽然商品经济渐有发展，流动性增大，但毕竟平民百姓的财力有限，而且交通亦不甚发达，旅行仍非易事，所以游记之类仍受欢迎；而现在大家手头较为宽松，交通亦甚便利，国内国外旅游均成旺业，再要写出能吸引人的旅游文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胡仄佳写旅游散文，并非坐着旅游车得点初浅印象就动笔，而是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再写。她在新西兰生活多年，才有《晕船人的海》；到苗黔山多次，而且经过长期积淀之后再写《从悉尼到苗黔山》，这才写出了一般旅游者所没有感受到的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我赞赏胡仄佳的写作态度，不张扬，不急于事功，慢慢地写出自己的感受来。

胡仄佳虽然是专为收集苗绣、银饰而去苗山，但这本散文集并不直接对这些艺术品进行审美分析。那些专业化太强的美学话语，大概要留到专题论文里去写吧，这里谈得较多的是黔中的苗乡生活，《梦回黔山》等篇就有许多生动的描写：从撑了满肚子货与人的摇晃的破客车在盘山路上艰难地爬行，到老屯河渡船上密密麻麻的过河人和独木桥上两边行人各不相让，以致挤掉下河去的情景；从满是蚤虱，咬得人满身如花斑的民居，到粗粝的饭食；从戴满银饰绣片的美丽苗女，到高栖于屋梁上的家鸡；从乡场上的赶集人，到路边的小食摊；从朴实憨厚的苗民，到作姿作态的乡干部……作者以个人游历为线索，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反映出苗乡的真实生活状况和某些历史过往，并不专作猎奇的描写。

当然，写黔苗文化，必然要写苗人的民族风情。这种风情，更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特殊的节日活动上，如姐妹节、芦笙节、四月八节和苗年。书中有一篇《九摆招龙节》，是专写苗人传统节日活动的。

九摆是一个村寨名，招龙节是十三年一次的鼓藏祭祖节日。这种活动带有原始社会巫的色彩，保存有不少传统文化细胞，遇之十分难得。但即使是这篇专写苗人祭祖的文章，也仍是以个人经历的角度去写，并不像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那样专注于礼仪本身。这也是旅游文学的特色吧。

作者写她如何偶然得知第二天在九摆寨有这么一个难得一见的活动，赶快与朋友一起包了一辆汽车于次日一大早赶去。但到后却不见一点动静，幸好有苗文化研究院的安红指点，才知道他们所到之地是下寨，而招龙节活动是在上寨举行。同是九摆，上寨的活动，下寨人也不参加。于是她们赶快从小路爬到上寨，而且跟随苗人再爬了许多十分难走的山路，这才看到苗人祭祖的过程。祭祖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先是鬼师念念有辞，寨老一声声敲鼓，芦笙手站在铜鼓边热烈吹奏，然后到一个用树枝竹叶搭成的祭祀台上摆了六个盛着泡酒、生米、鸡血和鸡心肝的土碗，由鬼师面朝藏鼓洞上方，口唱颂词，开始祭祀。“词颂毕，鼓头将一小点鸡血内脏泡酒献给祖先，那是三块石头砌成，石顶上有三簇公鸡毛的小神庙，鼓头撒食于两边插着白纸旗黄表纸香的石庙前。中年男人拿过公鸡砍成块，丢进大火汤锅沸腾滚煮。山上众苗男已陆续下来，在锅附近围成松散一圈。等火苗撩过烟散尽，苗男们争先用特意背上山来的土碗舀一点鸡汤鸡肉吃喝下去。”此后，即分祭品下山。但在下山时，还要喝苗女们在狭窄的山路上设下的拦路酒，这大概也属祭祖仪式的一部分。这里，作者着重写的是因为自己要拍照，更因为酒量小，如何逃过这个一字长蛇酒阵，最后在汽车上打开数码相机中所拍下的照片，觉得“照片太多但又不够多，大半天行程所见的一切被我尽情拍下，还拼命多看，期望多留点印象。”

不过，比起神事来，胡仄佳更多关注的还是人事。《塘龙银世家》《苗皮匠》和《张姐》都是很好的人物特写。作者不但擅写人物性格，而且特别注意时代环境对于人物命运的影响。苗女喜爱银饰，所以银匠在苗村就显得很重要，但他们的命运也受制于时代环境。吴家三兄弟是这一带苗山最好的银匠，但老大却因触犯了银器不准自由买卖的禁律，而被关押多时，直到政策宽松，“他们终于熬到了可以公开做银饰摆银饰摊，合法做银饰买卖。”小皮匠虽然工作认真，但由于时代变迁，他的工作日益显得不重要，以至于有后继乏人之虑。而张姐因为能跟上商品大潮的时代，很早做起苗绣的生意，就成为苗绣传承人和女经纪人，并担任了相当级别的政治角色。

时代在变化，苗寨也在变化。作者在二十多年间，多次进入苗黔山采风，也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所以，她并不专门去描写旧日风光，而是从动态的视角来看苗寨，写出了它在二十年间的变化。这些变动，无疑有好的一面，就是苗人与外界的交流多了，视野开阔了，经济收入增加了，道路状况和居住条件都改善了。但是，原来的民居却被破坏了，民族特色也被冲淡了，待到将苗人传统节日的活动也搬到大城市去举行，它就变成招商引资的工具，而失却苗节本身的意义。作者多次表示出这种忧虑，如说：“张姐家的老苗屋拆去前面部分实在遗憾，很多人家更甚，干脆完全拆掉老旧苗屋建新居，站到高处看老苗寨，寨子里新老建筑风格不协调的越来越多，看得我心惊心痛不已。这些现成的旅游资源被毁，万分可惜。”“我曾熟悉来去多次的黔东南，近二十年来一定会大变，社会环境、交通、建筑，苗人们使用的语言、文字、穿着打扮、传统习俗的变化飞快，我都能想象得到，甚至理解，可我视为珍宝的苗寨苗地要是变成了跟汉地大小城镇差不多的模样，我会真的心碎。”

作者所提出的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国家里农村建设和城市改造工作中的普遍性问题，值得注意，不独苗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