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寂人物琐忆》

沈寂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沈寂人物琐忆》是沈寂关于主要活动于上海的小说家、剧作家、电影人、戏曲表演家和其他艺术家以及艺林中琐事逸闻的回忆文章结集。

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评价此书:“沈寂是老上海，又是作家，实在难得。上海自开埠以来，名人涌现不少，实在需要沈寂这样的作者给他们立传，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把上海许多宝贵掌故记录下来。”

王殊与我同年生，又是大学同学，共同爱好文学，一起写作投稿。他写散文，我写小说，后来因故一起被捕，关在同一牢房。抗战胜利后，各奔前程，天各一方。我由杂志编辑转为电影编剧，王殊参加部队，从记者到外交官，走遍世界各国。我们分别四十年后，重又相见。我离开电影圈，自己写作。他功成业就，回到书房，撰写回忆录。两人殊途同归，以文学始终。

同学少年携手共创《青的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即被日军占领，上海全部沦陷。半年后，我考取复旦大学攻读西洋文学，与王殊同系同班，在选修课班上相识。

王殊原名王树平，长得眉清目秀，温雅和善，终日面带笑容，平易近人。他读的是英国诗歌，穿一件中式长衫，举止洒脱。他家在常熟，在上海读中学，考入复旦后，与同乡周某合租学校附近一间斗室住宿、休息，还要自己烧饭。

因为我们两个读西洋文学的都热爱中国文化，所以彼此谈话非常投机。放学后，他请我去他“家”谈文学，我看到他的床头堆满书籍，大多是我国古今散文家的著作。在现代作家中，他爱读何其芳、李广田等的作品，对芦焚的小说和散文特别推崇，竟能将精彩的段落流畅地背诵，一字不差。有几次，我看到他桌上摊着稿纸，用方正的字体写成一篇散文。我当时已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小文章，鼓励他也去投稿，他总是谦逊地莞尔一笑。我们都感到当时上海出版的刊物缺少文学水平，于是由我发起，加上一位爱好戏剧的同学慎仪，三人合办一本油印刊物。王树平提出刊名为　《青的果》，意思是我们的作品有生机而尚未成熟。我写一篇小说　《盗马贼》，王树平写两篇散文，其中一篇题名《蝉》，慎仪分析曹禺的《雷雨》，也有其他同学投稿。我们在慎仪住宿处刻蜡纸，他借来油印机，买来白报纸，印成后分发给同学们，还送给讲授莎士比亚戏剧的顾仲彝先生和希腊悲剧专家周其勋教授，得到两位导师的好评和鼓励。

当我们筹备出第二期时，一本销路很好的通俗综合刊物　《万象》由柯灵先生接编，内容改革，有不少留在上海颇具声望的作家，如王统照、唐弢、李健吾等撰稿，尤其是王树平最崇敬的芦焚，发表了一部长篇连载、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使已趋于冷落的上海文坛重又洋溢起令人振奋的文学气氛，也给予了文学青年一股力量。王树平和我既高兴又胆怯，做好了退稿的心理准备，暗暗地各自去投稿。我将《盗马贼》寄去，两个月后居然发表了，柯灵先生还在编后记上郑重推荐。

我感到兴奋和幸运。更使我高兴的是王树平的那篇《蝉》也同时刊出，他用笔名林莽。我们两人握手同庆，同学慎仪还风趣地说我们:文质彬彬的王树平笔名中竟用了一个辞意粗犷的“莽”字，而激情好动的我却用“沈寂”两字。谁也没想到这两个笔名竟预示了我们两人以后的命运。

在柯灵先生鼓励下，我们连续发表文章。平时，三人聚在一起研究文学，还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

这年年底，我与邻居朱明哲订婚，约请王树平、慎仪参加订婚典礼，我们还在酒家举行晚宴，举杯欢庆。不料就在半夜，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因为一个姓蒋的同学参加另一个读书会，有人叛变出卖了他，蒋某出逃，日本宪兵在他的日记簿里发现了我们的地址，于是，三人先后被捕，关在同一牢房里。

我们三人都被关了四十天以上才先后出狱。出狱后，王树平请我和未婚妻到他家乡常熟去休养和旅游，以解除牢狱生活的郁闷。

之后，我被迫停学，王树平继续读书。我们除向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投稿外，还给陈蝶衣先生主编的《春秋》写小说，其中有揭露日寇投放细菌使乡民大量死亡的《土酋婆婆》和反映日伪残害中国儿童的《大荒天》。王树平也用“林莽”的笔名写了不少杂文，讽喻世俗。我又用“谷正樾”笔名在《杂志》发表中篇《大草原》，描写草原人民冲破黑暗投奔自由天地的故事。王树平也用“林茫”笔名创作了小说　《穷途泣》(发表在1944年7月号)，写“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不写阮籍与当权者的矛盾，而是写他以醉酒保全自己的退隐生活，可是乱世之苦不能使他安静。山野的贫民因后代被征音讯全无，不断地来求阮籍书写无处投递的家信，寄给自己已不在人间的亲人。阮籍为了安慰老人们可怜的心，一字一句地为贫民们代写书信，以发泄他自己对乱世的怨愤。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阮籍，其实是王树平在抒发自己的心声。他在沦陷区看到多少家破人亡、子散妻离的悲剧，和古时的乱世毫无两样。《穷途泣》写出了王树平的悲愤，也写出了沦陷区知识分子深沉的苦闷。

投笔从戎悄然告别上战场

抗战胜利后，我忙于当记者、编刊物。王树平因毕业在即，继续读书，但仍在《周报》等刊物上发表向往光明、抨击时弊的短文。1946年，我主编《幸福》杂志，正要向他约稿时，忽然接到他一封信，说他已完成学业，踏上新的人生征途，向我告别。我不知道他的去向。后来朋友告诉我，王树平走出学府，奔向解放区了。

不久，上海出版了一本巨型的文学刊物《文艺复兴》，创刊号上发表了王树平临行前留下的一篇散文《夜话》(署名林莽)。散文的末段，作者抒写了远行前的心情:“……明天我又将出发，走这无止的路。像昨天，前天，或者更远的日子，我出发。现在不过是长弦上的一点，一大段的过去，一大段的不可知的以后，更有谁能保证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希冀的喜悦和真理么?”

从此，我再也不知他的行踪，但我却时时思念着他。

上海解放，我还在家中等待分配工作，没想到王树平(改名王殊)穿了军装突然来到我家。他和过去一样，先向我母亲问好，然后和我叙谈。他比过去壮实，肤色也比以前黑了。他不谈自己这几年来在战场上的经历，而是关心我今后的去向。他鼓励我一起南下去战斗，我却放不下安定的家和文学创作，之后又和妻子去了香港。

我在香港当了电影编剧，小有成就，又参加爱国活动，被香港当局驱逐回上海，莫名其妙地由境外的“左派”变为大陆的“右派”，有很长一段时间与文学无缘。曾有两个北京“造反派”来讯问我王殊在日本宪兵队是否写过“悔过书”。我否认，结果被斥骂一顿。隔了一个月，又有解放军同志来讯问，还是老问题，但加上一句:“这件事对王殊很重要，如无问题则要重用他。”我当然予以否认了。对方要我担保，我表示愿以生命担保。那天，我心里真高兴:非但有了王殊的信息，自己还有幸为他当了唯一的重要证人。

浩劫过后，王殊因公事来上海，特地挤坐公交车到我家。当时，他已是驻德大使，但仍像三十年前一样，穿一套普通的人民装，也还像过去那样含着微笑，叫我一声学名，称我妻子“小朱”，既亲切又随便地坐下，和我谈家常。我请他吃饭、喝酒，他的酒量比过去大。他知道我仍从事写作，为我高兴。

这以后又是几年不见面。他驻奥大使期满，回国后和夫人到上海赴柯灵先生家宴，柯灵先生要我作陪客。赴宴的还有巴金、芦焚、王辛笛等老作家，王殊对前辈作家十分尊重。大家鼓励他将大使的生涯记录成文，他却称公务繁忙，无暇写作。饭后，我与他在归途中闲谈，他一再对我说，虽然从政，仍难忘文学，多么希望能握笔写作，做一个业余作家。

记者风流主席钦调外交部

两年后我到北京开会，顺便拜望名画家华君武先生。王殊和华君武是隔楼相望的邻居。我在他家便宴，这才有时间听他谈自己从记者成长为大使的传奇一生。1946年，他告别亲友，离开上海参加野战军，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的战役。以后，他奉派赴朝，到美国战俘营采访，半年后到开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当时，停战谈判已进入遣返战俘的议程，美方企图强迫我方战俘“拒绝遣返”，要求到台湾去。西方报道中时有透露，但缺乏足够的人证物证。后来志愿军捕获了几个美国空降特务，在审问中发现这些人都是原来的战俘，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参与了美方迫害和扣留我方战俘的罪行。他们又被选上进行特务训练，空降到朝中部队的后方进行破坏活动。这些人成了美国强迫扣留我方战俘的铁证。王殊前去采访后写成揭露美国强迫扣留我方战俘的通讯，刊载在《人民日报》上。几天后，毛主席在给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和停战谈判代表团李克农团长的电报中，说新华社记者王殊的报道提供了美蒋特务强迫扣留我方战俘的种种事实，要求代表团利用这些事实在会议上大力揭露美国的这一阴谋。

不久，王殊由战地记者成为派驻国外的记者。历经十五年，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拉美等大洲，撰写了无数的坚持真理、令敌人丧胆的檄文以及受国家领导人赞赏的调查报告。

1964年，王殊从古巴回国参加“四清”。正要去英国时遭到了迫害。在他万念俱灰时，新华社根据周总理指示恢复国外分社，派王殊到联邦德国去。王殊不懂德文，对联邦德国的情况也不了解，自知困难重重，但想到他是“文革”开始后派出国的第一个老记者，便义不容辞，在1969年底离开北京到了波恩。当时，新华社驻德分社设在波恩北郊的小山上，除他外，只有一个能读不能讲的青年翻译和一个厨师。他想尽办法学好德文，与各国记者交往，参加各种外交活动和各种会议，研究德国的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情况，研究联邦德国政府以及各党派的外交政策和倾向，及时向我国有关领导报告，这些报告得到了国内有关领导同志的肯定。1971年，中国问题成为联邦德国领导人和媒体激烈争论的焦点，各派政治势力都主动和王殊接触，表示与中国友好交往的意愿。王殊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考察，认为邀请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来华访问最为合适。他的书面报告又得到了外交部的表扬。第二年，我国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毛主席亲自接见了王殊，予以赞扬，并点名将他调进外交部。他先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80年代又出任驻奥地利大使。他的人品和学识得到了外国友人的赞赏。

大使离任后，王殊淡泊名利，家里只留下一橱各国领袖和友人相赠的空酒瓶，作为他外交生涯的珍贵纪念。近年来他重拾文学，奋笔疾书，如同回到当年，已先后出版了《我在音乐之乡》和《中德建交亲历记》两部回忆录，此外还写了不少散文，题材新颖，情感丰富，文笔清新，优美动人，令人读之不忍释卷。

回顾一生的风风雨雨，王殊淡然说道:“一生风险很多，总算都过去了，结局还是可以的。”我则说:“人生有缘，历史无情，往事如烟，珍惜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