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被日寇炸毁前的商务印书馆大楼
吴中杰
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而商务印书馆则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都是教会学校———清心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在教会出版社———美华印书馆和英文 《捷报》馆做工,他们不甘寄人篱下,而且看到印书业有发展前途,所以几个亲戚好友自己集资成立了一个印书馆。他们熟悉印书流程,也有行销渠道,但是文化程度不高,无法掌握编辑业务,所以开始时只是承办代印业务,正如其店名所示,属于商务印书。待到他们想自己组织书稿,做出版事业时,却受到编译者的欺骗,印了些卖不出去的劣质之书,当然更谈不到引领出版潮流。
商务印书馆真正走上出版轨道,并成为领军企业,是在邀请张元济入伙之后。
张元济是1892年的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后转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是一位维新派人士。因参与新政,推动变法,戊戌政变后受到革职处分,而且“永不叙用”,断绝了他的仕途,也使他看清了当政者的面貌,对这个政权感到绝望。但是,他变革之心未灭。既然上层无法推动,就将注意力转向民间。于是他来到上海,被盛宣怀招进南洋公学,筹办译书院。这既是盛宣怀上司李鸿章的关照,颇有爱惜人才之意,也正合张元济本人的意愿。
虽然同是维新派,张元济与康有为的想法本来就有所不同。康有为看重上层的政治变革,急于事功,喜欢出头,而张元济则着意于基层的思想启蒙,工作更为切实。还在北京时期,他就与人合办通艺学堂来培育人才,到上海后,既然有南洋公学这个现成的基地,他仍想一展他的抱负。但那时的学堂,颇多官场习气,由于人事的制肘,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所以当受到商务印书馆当家人夏瑞芳的竭诚邀请时,他就毅然辞去教职,走到出版界中来。
张元济于1901年入股商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1902年开始在商务办事,请蔡元培出任编译所所长;1903年,蔡元培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内讧,出走青岛,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1916年张元济接任经理;1920年改任监理。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官员为上,因此也很看重读书人,而最轻视的则是商人,对于职业的分类排列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张元济从政府官员到学堂教习,都还在“士”的范围之内,而进入商务印书馆,则明显是加入商界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这只要看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官员放弃公职,下海经商,都还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就可以想见张元济在上世纪初这一举动的惊世骇俗,也可见其决心之大。
夏瑞芳也是个有识见的人。他从实践经验中感知,倘若没有有思想有眼光的文化人掌舵,单靠自己这些有经营之才的伙伴,是无法将出版社办好的,所以竭诚邀请张元济出山;而张元济之肯加入商务事业,除了为夏瑞芳的诚意所感动之外,更重要的,当是想借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来实现他的启蒙教育理想———这时,他已看到出版物对于启蒙教育的作用。有了这两方面的结合,这才有商务印书馆的大发展。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招揽人才,充实编译馆,然后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
他之所以重视基础教育,与他的启蒙教育思想有关。原本,他和许多维新人士一样,都很重视英才教育,但从百日维新到血腥政变,他看到了很多东西,因而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中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观念,说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当然不是不要育才,而是因为“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反而培育不出人才,只有全民普及教育,这样才能民智大开,人才也就脱颖而出了。所以,较之高等教育和专门教育,他更重视基础教育。他之离开南洋公学,而进入商务印书馆,就是想借助出版事业而普及教育的意思。
同时,当时的形势,也恰好给他提供了做好这件事的客观条件。戊戌政变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并由此引发的八国联军之役,将清廷的昏聩、颟顸暴露无遗。为缓解社会矛盾,清廷被迫下诏实行“新政”。虽然这“新政”不过是一块应付民意的空招牌,但改书院为学堂、多设蒙学和改革科举考试课目的诏书,却多少给改革派开启了一条缝隙。张元济抓住了这个机遇,大力做启蒙教育工作。他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如蔡元培、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高梦旦、庄俞、严保诚等人,认真编写出一套最新教科书。其认真程度,可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看出。这套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负责,但由圆桌会议定稿,即将编好的课文放在圆桌会议上进行合议,逐课审查过去,最后定稿。张元济编写教材的原则是,既反对以四书五经中的传统思想来教育学生,也反对照搬外国教材的内容,而是要求适合中国特点,用启蒙思想来教育学生。张元济提出,编教材不以营利为目的,而重在启蒙教育,但由于教材编得好,为全国多数学校所采用,占领了极大的市场,商务也因此积累了资金。而且由于编者水平很高,其中有些书还站在学术前沿。如夏曾佑所编的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收入大学丛书,一直为学人所重视。鲁迅在谈到夏曾佑时说:“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 《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谈所谓“大内档案”》)可见鲁迅对他史识的推崇。
编印教材是商务印书馆的重点工作,但作为一个出版机构,也不能局限于此。文化思想的传播应该是全方位的,所以商务印书馆的工作面也撒得很开。
商务印书馆出书很多,方面也很广。它出了许多普及新知的丛书,如商业丛书、财政丛书、历史丛书、地理丛书、传记丛书、说部丛书等;也出了许多学术新著,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等;还出版了影印本《四部丛刊》初集、续集、三集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对保存古籍作出重要贡献。
出版社办刊物是那时的一种风尚,也是发展文化事业的必要。他们为了能与社会及时通气,早在1904年就创办了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继而又有各种专业杂志,如《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政法杂志》《学生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自然界》等,影响遍及各个领域。而《绣像小说》则办得更早,对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起了推动作用。
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业的发展,商务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开始搜罗图书,原是出于编书审稿的需要,张元济说:“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所藏有自者。”(《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图书搜集得多了,就建立了涵芬楼藏书库,后来又扩展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成为当时民间最大的图书馆。可惜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被日本炮火所毁,纸灰从沪北飞到沪西。当时正在沪西家中的张元济见到,不禁为之泪下,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为了出好书,商务是不惜工本的。不但以巨资搜集图书,而且也用高稿酬来购买名家书稿。清末民初有两个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严复出身于水师学堂,曾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但关心时事,翻译的却是西方的经典社会学说,第一本译作《天演论》的出版,就轰动读书界,影响极大。张元济与他是至交,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就出版他的译作,到商务后当然要把他的书网罗过来;林纾不懂外文,他是靠与别人合作,“耳授手追”而成,但因他古文好,译本很流行,于介绍外国文学、打开国人眼界上也有大贡献。张元济为了出版这两个人的译作,敢于花大价钱。给严复的版税高达百分之四十,高出别人一二倍;给林纾的稿费是千字六元,而当时一般是千字二元。敢于付出这样高的稿酬来购买名家之作,也就是出版家的魄力。
但是,张元济也有不肯出版的名人之作。如孙中山于1919年修订了《孙文学说》,托人交商务出版,但是就被回绝了,这很遭别人的诟病,说张元济对革命派有抵触。其实,他不想出版政治人物的著作,多半是吸取了戊戌年的经验教训,不愿介入政治斗争的缘故,这只要看他对待康有为的态度,便可了解他的心意。康有为是当年变法运动的同道,后来是保皇派的领袖、复辟派的骨干,他要商务代售他所主持的《不忍》杂志及其所著书,也遭到了拒绝。
但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文化思潮都发展得太快,使人们一下子难以跟上。张元济的思想起点是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在当时因激进而受祸,但不久就落后于形势了。这种脱节,必然要给他所主持的出版事业带来损失。比如,辛亥革命的成功,出乎他的意料,由于思想上没有准备,所以未能及时组织人员改写中小学教科书,使得从商务分离出去的陆费逵、沈知方等人组建的中华书局占了先机。虽然后来赶快修订补救,但已失却独领风骚的局面。
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商务更显得有些保守。最明显的,表现在《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上。虽说杜亚泉的议论并非全无道理,但在陈独秀的凌厉攻势下,却显得非常被动,使《东方杂志》被目为保守阵营的代言者。《小说月报》的主编王莼农是旧式文人,发表的多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这当然也不能适应新文学运动的要求。好在张元济很快就看清了形势,他的态度不是逆流而动,却是迎头赶上。首先是撤换杂志的主编,如把杜亚泉调到理化部,而让陶惺存去主编 《东方杂志》,尽力跟上形势;《小说月报》的主编则换上青年作家沈雁冰,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封存已买的旧稿,组织新人新作,将《小说月报》办成了新文学的基本阵地,在文学革命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元济和商务领导层还有更大的举动,就是想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当时风头正盛,如果他能出掌编译所,商务的出版物当然能焕然一新,可以再领时代风骚。但是胡适舍不得离开北京大学的位置,因为经过蔡元培改造的北大,已经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影响力远胜过一个出版机构。但是商务高层很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定要胡适利用暑假这几个月,来考察一次,胡适被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精神所感动,只好答应,于1921年7月15日离京南下,到商务印书馆进行考察,为他们做了一份改良计划书。不过胡适觉得有他自己的事业要做,仍不肯离开北大来就职,甚至让他在北京主持编译所也未能同意,却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
王云五自学成才,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他在中国公学曾教过胡适的英语,深得胡适的信任。虽然商务编译所的一些骨干并不看重他,认为他没有学术水平,但由于胡适的推荐,商务高层还是决定聘用他,出任编译所副所长,协助所长高梦旦工作,而且很快就接任所长职务。
王云五还是有才干的。他利用胡适的社会关系,组织了许多欧美留学生的稿子,出版了很多新潮书籍;而且他自己也编制出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中外图书分类法,方便检索,甚为实用;又组织出版了《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在普及文化知识上,多有贡献。他不但有编辑才能,而且还有管理才能。所以后来还当了经理,在“一·二八”轰炸,和“七七事变”后,于重建商务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只是,王云五的路向与张元济恰恰相反。张元济是从政坛走向出版界,以文化建设为职志,奋斗终生;而王云五则从出版界走向政坛,抗战时期就热衷于政治活动,抗战胜利后就辞去商务职务,而专门从政了,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而重新回归文化。他们的人生道路,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