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潘大平老师与本文作者（左）、哲贵（右）合影。

潘老师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照片。

■程绍国

1948年，我的老师潘大平先生离开时任国民党军官的父亲，到温州山区藤桥、泽雅一带山上闹革命。

潘老师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的营级军官。那时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对于儿子追随共产党打游击，父亲未予阻拦。潘老师时年十七岁。第二年，他风风光光地走进市委机关工作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二十六岁时，潘老师被划为“右派”。他是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背上了墨黑的大石头。

1968年，我上三年级。在一个黑蝙蝠似的从前的佛殿里，潘大平老师开始教我了。那年他三十七岁。

潘老师当上右派的原因，我一直不知道，五十年来一直没问，不敢问。当学生时，怎么敢问老师这问题；长大了，更是怕触痛他；再后来，觉得问也没意思了，反正就那么一回事。

老师的夫人林抗，虽非右派却“胜”似右派，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罪名，像风中一枚橄榄，从法院树上掉下。本来要把他们下放到永嘉县深山坳底的，但我们村里人心疼，潘老师的父辈是从双溪村走出去的，潘老师好歹是我们双溪村的“读书人”，村里乡亲强烈提出要求，才把他们要了过来。

潘老师的“劳动改造”，却是我们的福分。那时的小学老师，多为小学毕业，没有像潘老师这样，是高中肄业的。我见过一个老师教体育，示范“一、二、一”，还左手左脚、右手右脚同时起来的。

潘老师教什么呢？他教什么都不在话下。语文、算术、音乐、体育，我已记不得还有什么了。反正什么都包了。记得平生第一节作文课，潘老师讲了“杨根思的故事”，让我们写下来。这就有东西可写了，谁都不怕写作文了，只有语法和修辞方面的问题了。他对我写作的培养，应该是最多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时他已平反，在温州农校教书。如今中国文坛当红的小说家哲贵，就是他在农校任教时的学生。

我还记得潘老师教我们音乐。西方有人说，经济之上是政治，政治之上是哲学，哲学之上是宗教，宗教之上是音乐。对吗？我不知道。老师讲解《七律·冬云》，时代背景、歌词意思。他一发音，我们就兴奋得身心颤动，感到一种神奇。他音质醇厚，音色雄浑，他的颤音让我们联想到春天里瓯江的绿水，两岸的杜鹃，天空放飞的风筝。

“雪压冬云白絮飞”，潘老师示范着唱道。“雪压”两字为一拍，唱到“压”字发重音，但稍纵即逝，让人感觉“雪”弥天在“压”，但“压”得无声无息。“冬云白絮”一字一拍，可“飞”字就拉长了，“飞——”仿佛整个双溪村是雪，满天是雪，鸭毛一般银白的雪跳着舞步飞飘而下，到处飞。

接着唱“花”。“万花纷谢一时稀。”大雪纷飞，天冷地冻，原野沉寂，瓯江无声。打狗不出门，猪羊躲在栏内，布谷鸟冻死在路边。不见青草荆藤，桃树枝头挂着冰凌霄，柚树都躲在白雪里。哪来的“花”?“万花纷谢”！又是“雪”，又是“花”；只是“雪”，没有“花”。我们凭空冷起来，冻死了一般，缩了头颈，但冷得舒畅，冷得激动，冷得美丽，冷得心花怒放。

音乐课，是人生极好的文学课，更是美学课。潘老师在落难中，“改造”极其努力。他沉醉在自己营造的美学之中，忘却了困厄，忘却了苦难，忘却了悲痛。

学校在村东，他的家在村西。他租住的房子，是一般农民不住的，可以想象是多么寒碜。外观低矮，内墙旧报纸糊着。一架木棍做的梯子可以爬上楼，二楼逼仄至极，放着一个谷仓，他就躺在谷仓上睡觉。有一天如厕，他失足掉进了破旧的茅坑……

他那么点工资，要养活四个女儿：梅格、希白、幸东、端嘉。有一回，我偷偷揭开他家锅盖，全是番薯干和泥鳅。但是，家里干干净净，摆放清楚，看上去非常舒服。林抗师母做的番薯丝刨得又快又好，而且能把即将发臭的鲢鱼做得非常美味。她是作家林斤澜的胞妹。

潘老师的衣着，从来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冬天扣着风纪扣，夏天袖扣不散。他从来没有迟到一分钟，备课认认真真，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一下子全给了学生。后来我读初中高中，全在“文革”时期，老师马马虎虎的多，有的老师讲闲话就占去大半节课。便是我自己，教了十九年的书，风格不同，但我的认真程度和潘老师相比，差距太大了。他有自己的纪律和作风，什么情形都不能改变他的“品”。

只是他当年有些“迂”。他认为“反右”是对的，自己是错的，自己应该好好改造。“大跃进”时，他相信粮食亩产能达到十万斤。一个农民，也就是我的二伯父，凭着朴素的常识对他说：“大平，你是读书读‘厥’了，你勿听人骗。把你赶到农村来，也是错的。”——他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直到“三中全会”到来，双双平反之后，才拨云见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如此。

最近十多年，我们共同语言渐多。听他说，当年的国民党是凶残的、狰狞的，倘若放弃一党之私，实行联合政府，该是多好的事！他怀念当年的游击生活，怀念温州解放之前他参加的最后一场战斗。在岙底田塘头，他的战友陈岩星、张文弟、周金连、吴考生、林岩彩、吴成云、周定法丢了性命。相比之下，他说他是幸运的。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节点，有惊喜，有光彩，别的节点他倒不怎么说了。

我与潘老师的联系，学习、请教、探讨、交流，五十年来不断。他和我都向往自己的祖国好起来，但怎么才能好起来，他和我是有分歧的。他的人生，是积极的，向往光明的，忍辱负重的，就像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许多人只说约数，二十年，其实从1957年他获罪到1979年平反，是整整二十二年。平反时，有人仍然蛮横地对他说：“当年给你戴上帽子是对的，现在给你摘掉也是对的！”潘老师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二十六岁到四十八岁完全是人生中最美丽的年龄段，却完全被猫叼走，被狼嚼烂了。叼走就叼走、嚼烂就嚼烂吧，他的身板永远是笔直而昂扬的。——潘老师不幸之中有大幸，家乡人对他这位“读书人”是尊重的，妻女始终在身边。不像其他多数右派，生离死别，受尽凌辱，生不如死，命断天涯。

我给他过八十岁整寿时，他已坐在轮椅上，生活质量大不如前，这使我非常心酸。从坐轮椅到躺下起不来，又是六年，这使我更加心酸。我每回看他时，他精神很好，说自己还是幸福的。最后在医院，我和哲贵去看他，他身上插着许多管子，眼神空洞，神智也不怎么清楚，但凭声音说我是“双溪猪”（我属猪），还说自己是幸福的。我有什么话可说呢？是的，他人生的基本色就是两个字：乐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救药的性格。

他病重期间，女儿梅格、希白、幸东、端嘉始终在侧。我同我的老师有说有笑，我说什么他不一定明白，他笑什么我也不一定懂。而我，心里想着他早一点“走”。真的，九天也好，九泉也好，越快越好。我悄悄对幸东说，不超过一个月。后来我又对幸东说，不超过一星期。都被我说准了。

他是今年2月28日去世的。他的骨灰埋葬在双溪，我以为是最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