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下共醒》《各在天一涯》

李怀宇著

中华书局出版

■吴中杰

大约十年前，时任广州《南方都市报》记者的李怀宇，由我的学生李辉介绍，到上海来找我，要我引见王元化、贾植芳先生，还有章培恒兄等，说他要写学人访谈录。我觉得这是好事，就带他去采访，同时也就结识了这位记者，并跟踪阅读他的文章。后来，怀宇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但学人访谈之事却一直继续下去，而且还扩大范围，由大陆访到港台，从国内访到国外（海外华人学者），写了许多“知识人谈话录”，并结集成多本著作，如《访问历史》《访问时代》《家国万里》，最近又有《与天下共醒》和《各在天一涯》二书出版，各收了二十位大陆和港台海外知识人的谈话录，读来趣味盎然。

这两本访谈录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并非其中有多少奇闻逸事，而且我本人也没有名人崇拜情结，只是觉得其中反映了许多时代信息，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访谈录或印象记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写出所记对象的经历和特点。有些记者为了迎合某种猎奇的需要，往往喜欢写一些特殊人物，如神童和幸运儿，而且每每加以夸大。有时为了某种宣传的需要，还喜欢把主人公写得伟、高、上，如果是海归人士，就写他在外国如何受到重视，到处高薪聘请，但他为了报效祖国，还是放弃国外的丰厚待遇和高档生活，决心回归。其实世间多凡夫俗子，他们的成长，深受环境的制约，他们的选择，也都有实际的缘由。

李怀宇关注人物的生长环境，着重写他们奋斗的历程。在中国，一个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自主性，更多的是历史的机遇。这一点，两岸三地都是如此。看透此点，访者就不会对事业有成者过于崇拜，而被访者也不会自视太高。如《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一篇中所写的诗词学者叶嘉莹，生活中就充满了偶然。她夫妇二人并不是革命家，但1949年到1950年，却在台湾相继被捕；出狱后，生活非常困难，因亲戚的介绍，得到一个私立中学的教职，这不是一个好的学校，但她却很尽职；后来因师长的介绍，进了台湾大学，并从台湾赴美任教，曾在密歇根州大学和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后来回台教书，再要出来时，美领馆不给签证，只好到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她的不断迁徙，并不是才华出众，到处抢聘，却是为生活所迫，随遇而安。她说：“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叶嘉莹在加拿大成为终身教授，有稳定的工作，也有很高的地位——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但是她还是怀念自己的祖国，改革开放以后，她就经常回国讲学，而且是放弃了加拿大一部分薪水休假回来的。她说：“我们中国的诗词讲给外国人听，都要通过翻译，毕竟有一层隔膜。”如“菡萏”翻译成了英文是什么？Lotus。它变成了“荷花”，但“菡萏”跟“荷花”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诗歌要到中国来才能真正讲得细致精微。”原来她经常回国讲学，是为了她所钟爱的古典诗词。这当然也是一种热爱祖国文化的爱国情怀，但却说得非常实在，并没有唱高调。

在这方面，谈得更具体的是唐翼明。唐翼明的父亲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1949年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去了，把几个孩子托付给哥哥，哥哥是地主，解放后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直到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唐翼明兄弟的命运才有所改变。后来他到美国探亲、读书，毕业后又到台湾教书，侍奉双亲，但在父母死后，他还是决定回归大陆，在他读书的武汉市定居下来。唐翼明在美国拿最高奖学金，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本可以在美国留下来，但是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除了要回台侍奉双亲的原因以外，他说：“另外也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这一批华人学者在美国的情形，我并不羡慕他们。”文中举了他的老师夏志清为例，说在美国凡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没有不读他的书的，他等于是祖师爷，而且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华人学者许多都是他的学生，“但是夏志清先生在哥大的处境完全是边缘，他连系主任都没当过。”常常在街上看见他手里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点菜什么的，一个人急急忙忙顶着风雪往前冲，使人觉得只有用“寂寞”二字能够形容。同时还说到余英时，“那么有名的学者，哈佛的教授，耶鲁的讲座教授，普林斯顿的讲座教授，已经到顶了。他后来拿了克鲁格奖，等于是诺贝尔奖。但即使是余先生，他还是必须在台湾出很多书，首先被自己的人认定是权威，然后反过来再在美国创造更大的影响。”这种访谈录，并不专写人物头上的光环，也写出灯光下的暗影，使读者能够看到实际情况。这也是“写真实”的表现吧！

学人访谈，自然要涉及访谈对象的专业范围和学术特色。所以在对林文月的访谈中，讨论了翻译理论，在对黄君实的访谈中，谈到了字画的研究，在对葛兆光的访谈中探讨思想史的写法问题，在对王学泰的访谈中，又提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江湖文化……这些涉及专业领域的问题，虽然都是一家之言，但也颇能引起读者的思考。而怀宇这两本书的好处，还在于能够超越出受访者本身的经历和专业知识，而涉及一些普遍的社会问题，这样，思路就显得更加开阔了。

如对邓晓芒的访谈中，李怀宇提出了中国道统里的“帝王师”情结。邓晓芒说：“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地激进、多么地革命、多么地坚强、多么地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是鲁迅。”他还举出外国知识分子的不同范例，说“像亚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十三岁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亚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诸葛亮，他从来不去辅佐帝王干什么。他反过来要帝王为他服务：你打到哪个地方，把哪个地方的奇珍异兽、植物标本给我带来做研究……亚里士多德比亚历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一个帝王算什么。”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可惜他们浅谈辄止，没有深入下去。

在对杜南发的访谈中，还谈到市场经济对于艺术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书画价值高了，人们的重视度也跟着提高，不会像以前那样弃之如敝履，任意破坏，对文化的保存有好处；但市场太过狂热，就使得作品价值和市场价值脱钩，出现了对艺术价值的破坏。“艺术最大的好处是让人得到一种美的感觉，是一种精神的提升。如果我们看一件张大千的画，只看到多少个零，一件可以卖两亿的画一定比一亿好，那么，艺术的真正作用就不存在了。艺术给你美的感觉，不像我们瞪着黄金看，看到眼睛都花了，也不会觉得美，只会觉得贵重。”

学人本来就有忧国情怀，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自己的专业，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讨论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也是应有之义。只是在一篇访谈录中，涉及的事情多，不可能把某个问题研究得很深。但能够提出问题，引人注意，就有价值。

访谈中所记录的，是被访者的谈话，但提出什么问题，却是采访者的识见，对谈的情况，也就显示出访者的水平。我觉得《与天下共醒》与《各在天一涯》二书，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越出了怀宇以前的访谈录，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