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郭小川

《团泊洼的秋天》手稿

石湾

去年秋，著名作家冯牧先生的女儿程小玲将冯牧的珍贵手稿《战地手记》和生前收藏的作家著作签名本一千多册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因与冯牧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大都已离世，出席捐赠仪式的文艺界朋友几乎都是他的老部下及他战友的子女。最后一个发言的是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在发言临近结束时她说，她和哥哥小林带来一些有妈妈杜惠亲笔签名的郭小川著作，因数量不多，优先赠送给与会的叔叔、阿姨。

我与郭小林是同事，早些年还是邻居，属于同一辈人，当然不属受赠之列。待他俩赠书将毕，我发现小林手里还有一本精装的《郭小川精选集》，就厚着脸皮说：“是否可以破例赠送给我呀?你妈妈在《光明日报》编副刊时，我曾是她联系的作者。”小林答：“刚才找不到纸，情急之下，晓惠把好几个要补赠书的叔叔、阿姨的地址记在包封的背面了。”我灵机一动说：“包封你留下，把书送给我就行。”小林笑了，补上他的签名，就把《郭小川精选集》赠给了我。

郭小川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崇拜的当代诗人。在1968年，还有幸与他结识。那时，郭小川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年轻编剧邢益勋、赵云声等在国家体委乒乓球队体验生活，周末常到邢益勋家来打桥牌，而我恰好是邢益勋的邻居，于是我就有了多次和他谈诗及打桥牌的机缘。到1969年，当时已被“砸烂”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化部的干部一锅端分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和河北怀来(后迁到静海的团泊洼)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郭小川去了咸宁，我则流落到团泊洼，从此再未见过面。

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在天津城东南五十多公里处，位于独流减河南侧“新生”劳改农场内。到1972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下放的干部陆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因留下待分配的干部越来越少，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奉命撤销，所剩的学员统统合并到了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郭小川就是在两校合并之后，于1974年底，与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后任　《人民文学》主编、中顾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许翰如(后任文化部群文局局长)、王朝垠(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起流落到团泊洼的。

那时，我与大多数难友已先后离开干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团泊洼已是“静静的团泊洼”了，留在那里的只有少数待分配的干部和郭小川这样仍未解除审查、继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革命老干部。

郭小川是在此年的8月13日由中央专案组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其主要罪名据说是“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查抄的叶群日记上有“文艺问题找郭”六个字。他由咸宁转到静海途中，是由专人押送的，到北京转车时，不准他下车回家，只准在丰台车站停留。到团泊洼后，由专人看管，也不允许他回京参加儿子的婚礼，更不允许儿子、儿媳到团泊洼来探望。因此此时郭小川的心境是苦闷、惶惑的，几近心灰意冷。1975年1月3日，他写信给女儿晓惠说：“我曾经‘名噪一时，(这大概不是夸大吧)，味道尝过了，辛酸也受尽了，现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羡慕了。”

冬天过去，春天到来。尽管团泊洼尘沙飞扬，树木稀少，但毕竟有了一点绿色的生机。但郭小川仍看不到“解放”的希望。他在给河南友人杨晓杰的信中说：“我生多难，又住进了干校。地点不同，审查依旧，而且又加‘新罪，，比咸宁有过之而无不及。‘鬓发多年作白，寸心至死如丹，，任他们罗织去。”到了夏天，各种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似乎有了转机。8月间，干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　《创业》的批示后，整个连队弥漫着一种狂喜，对郭小川的看管明显放宽，他上午可以带着一帮干校子弟去独流减河游泳，晚上也可以和同事们一起打桥牌了。就在这种气氛之下，他突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悄悄对同连的刘小珊(著名电影编剧史超的夫人，原《人民文学》编辑)说：“我准备写诗了!”刘小珊一听很振奋，说：“那你就写一首战斗的诗送给我吧!”郭小川慨然允诺。

未料就在讲完这一约定之后，刘小珊结束干校生涯，回了北京。还留在干校的郭小川，则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书。据画家钟灵(国徽设计者之一，并与张仃合作设计了政协会徽;曾奉周总理之命，设计、布置了开国大典的会场)回忆，在静海干校，他是接近郭小川最多的人，还有干校校长李超　(中国剧协原秘书长，后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他们仨喝了酒无话不谈，一起发牢骚，骂人。郭小川骂“江青最无知了，自称半个红学家，其实不学无术!　中国人受这种人领导算倒了霉了!”

有一天，郭小川去找钟灵，说要和他讲一件大事，并观察了门外的动静，把门闩住，从怀里拿出一叠稿纸，嘱咐他仔细看看。钟灵发现这篇无头无尾的长信，内容十分重要，是对整顿文化界的意见书，长达万余言。郭小川告诉他，这是上书小平同志的稿子，并请他提出修改意见。钟灵问“是联名还是怎的?”郭小川回答：“不要拉扯别人，就我。现在情况复杂，不要对别人说。”

也就是在这“情况复杂”的1975年9月，已回到北京的刘小珊在月底接到了郭小川的一封信。拆开信一看，是诗稿《团泊洼的秋天》，没有其他多余的话，只是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作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刘小珊一直与郭小川保持着信件往来。1976年春天，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文化部也又一次对郭小川进行审查。郭小川敏感到形势严峻，立即写信给刘小珊说：“你如果不准备以后揭发我的话，请把我给你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话说到了如此地步，刘小珊不得不将郭小川的所有来信付之一炬。但她觉得，《团泊洼的秋天》　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创作，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一个特殊的人的抗争、呐喊和呼唤。它是一首“战斗的诗”，不是信，完全可以不烧毁。于是，她就用塑料薄膜把这诗稿严密地封装好，牢牢地钉在了自家大衣柜的底部……

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中这样写道：“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昏瞎。/战士可以在这里战斗终生，却永远也不会告老还家;/战士可以在这里劳累而死，却永远也不让时间的财富白搭……/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结尾时，他则断言：“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果然，到了“四人帮”垮台，文艺界又迎来春天的时候，他的这首不朽的诗篇终于见到了阳光，在广大读者中“生根发芽”了。从此，团泊洼也就出了名，一提到它，人们就知道，在十年浩劫中，那里有过一座中国文化人的最大的炼狱。

郭小川遗孀杜惠在赠书扉页上落款后，写的是“2015年金秋”。捧起这本《郭小川精选集》，我蓦然想起的自然是《团泊洼的秋天》。我在八十八页上，看到这首诗注明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七五年九月”，整整四十年过去了。那种文艺界“蝉声消退”、“蛙声停息”的悲秋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金秋”时光是多么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