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庸先生

作为上海曾经的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杂文家，除了老一辈学人，耿庸鲜为当下的人们所知。这与他的作品不多，以及由于历史原因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而耽误了许多宝贵的岁月有关。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共一百三十卷，第一百二十七卷是作家卷的最后一卷，也是一部合集，依次收录了张中晓、何满子、耿庸三人的作品，都是理论和批评的文字。耿庸排在三人之末，因而也就是这部浩大文集所收的最后一位作者。

1984年冬天摄于玉佛寺前，左起：王元化、闵抗生、何满子、耿庸、吴仲华、罗洛、王戎。

耿庸上世纪九十年代留影

    “耿庸的床边有一个矮小的书架，里面摆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选集之类。年纪轻轻的我完全不理解，他怎么还会有心思读这些书。”

■李平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持、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共一百三十卷，第一百二十七卷是作家卷的最后一卷，也是一部合集，依次收录了张中晓、何满子、耿庸三人的作品，都是理论和批评的文字。耿庸排在三人之末，因而也就是这部浩大文集所收的最后一位作者。作为上海曾经的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杂文家，除了老一辈学人，耿庸鲜为当下的人们所知。这与他的作品不多，以及由于历史原因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而耽误了许多宝贵的岁月有关。林贤治在《怀念耿庸先生》一文中写道：“一个人来到世上，生命中的黄金时代被劫夺了，丧失了自由、幸福，以至写作的权利；即使留给他一点有限的残年，也简直来不及恢复——实际上他已经加快了脚步向前走，然而没有走上几步，一生就这样完结了！”这话实在是极为痛切的。

2008年至2009年，上海与当年胡风案有关的四位老人仿佛约定了似的先后辞世，他们是：耿庸（2008年1月18日）、贾植芳（2008年4月24日）、王元化（2008年5月9日）、何满子（2009年5月8日）。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把自己在少年时代（“文革”及新时期初期）印象中的耿庸写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别人无法也不可能窥见的。我曾经多次对自己的研究生说，我之所以会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与少年时代耿庸先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我在自己的著作《神祇时代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的后记中写道：“对于文学理论的爱好，源于我的少年时代。我曾经多次目睹著名文学理论家耿庸先生身陷困境而矢志学问的感人场景，它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耿庸先生简历最概括的表述是：原名郑炳中，1944年开始使用聂绀弩代署的“耿庸”笔名发表文章。其祖籍台湾，192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自十几岁起就从事文学活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多家报刊担任编辑，1947年8月去台湾，1949年11月返回大陆。曾任上海《展望》周刊编辑主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文艺学教师、震旦大学教授、新文艺出版社编审。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自1955年5月至1966年3月，被关押于看守所“十年十个月又十天”，释放以后还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文革”中被迫长期接受劳动改造。1980年获得平反，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主要著作有《<阿Q正传>研究》《文学对话》（与何满子合著）、《回收》《文学苦话》及《未完的人生大杂文》。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第三十一条（第63页）、第四十三条（第68页）、第四十四条（第70-71页）、第五十条（第75页）、第五十一条（第76页）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第十四条（第96页）、第五十九条（第120页）都有直接关于耿庸的文字。比如第二批材料第三十一条的“注释”写道：“[关于出版问题]指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的出版问题。[新文艺]指新文艺出版社。胡风经过刘雪苇，安置了好几个胡风集团的分子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里面，企图把这个出版社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所以他说‘这个岗位要保存’，不让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在新文艺出版社出，以免暴露。[泥土]指泥土社。胡风集团所办的出版社”。再如也是这批材料中的第五十条的“注释”写道：“[你们社]指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胡风分子罗洛、张中晓、耿庸等均由胡风经刘雪苇关系打进该社。这信是胡风指挥罗、张收集该社内部材料。”（《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

“文革”初期，我与耿庸先生的儿子相识

大约是1967年或1968年的时候，正值“文革”初期，学校没有什么课可以上。我那时十二三岁几乎整天就在弄堂里无所事事地、反反复复地与一群年龄相仿或略大的青年人不着边际地聊天。当时所住的徐汇区建国西路384弄，叫“福乐邨”（这是一条怎样的弄堂啊，故事真是太多太多了），我家就在25号的二楼，而当时有一个比我大五岁的青年住在21号的二楼，我家的北窗望出去就是他表姐家的南窗。可能个性较为接近，我们两个人特别谈得来，经常一起进进出出。但他永远只是一个人，好像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他的名字叫郑南越。南越是南洋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当时二十岁不到，不久前患过肝炎，轮廓分明的长方形脸上长满青春疙瘩，经常涂着白色的药粉。然而他谈吐儒雅，夏天手里总是摇着一把折叠的纸扇（扇面上的毛笔字是他自己写的），穿一件尼龙织物的旧衬衫，待人接物都显得颇为成熟。

那年他将去黑龙江插队落户，我陪他去街道申请经济补助，办事员说：“你穿这种衬衫，还来申请补助？”其实我最清楚，他真的是身无分文！南越经常教我一些写作文的门道并以自己的文章示范于我，还常常对我在他鼓励之下写出的涂鸦之作提出分析意见（有些当然也浸染着时代的特色）。

我对他很是佩服，但是并不清楚他这种特质的源头来自何方。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叫郑炳中，也就是耿庸。耿庸有三个儿子，老大郑东宁，老二郑南越，老三郑西海（“东”、“南”、“西”是方位，“宁”、“越”、“海”是地名，以此示意儿子们的出生地，后来我也见到了东宁和西海）。这三个男孩几乎完全是在独立和自立的状态下长大的，因为他们的父亲1955年入狱，直到1966年才被释放，而他们的母亲1957年就自杀身亡了。耿庸本人是出狱时才知道，他“性格太刚烈”（耿庸语）的妻子王皓已投河自尽，年仅二十九岁！

耿庸在《傅东华二三事》一文中曾经写道：“我没有自己的家，居无定处，待到我的第二个儿子也前往黑龙江插队落户离开他寄居的一个不足二平方米的储藏室，就找不到它了。”（耿庸《未完的人生大杂文》，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它”是指傅东华的一封重要信件，这里姑且不说。但这“第二个儿子”就是指郑南越，这“不足二平方米的储藏室”，我更是再熟悉不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耿庸的家在卢湾区淮海中路上的淮海坊，经常高朋满座。入狱以后被勒令搬出。1966年3月释放后，他住进了集体宿舍。大儿子东宁只能住在单位里，二儿子南越和三儿子西海就“蜷缩”在这个“储藏室”。但是可能因为这地方实在太逼仄了，西海并不经常来，也不知他借居在何处。也就是说，1966到1968年的时候，主要是南越一人，栖居在表姐家后面、公用盥洗室旁边的那间不到两个平方的储藏室里。这微型的储藏室仅西面有一扇通向夹笼的小窗，终日不见阳光。屋内只够放一张桌面与桌脚可以分开的写字台和一个四方的木凳子。白天，台上铺着厚布当书桌和餐桌用；晚上，这就是睡觉的床。完全没有别的空间了。我记得，偶尔东宁和西海来，就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二楼的过道里，或借宿在南屋的表姐家（表姐姓王，显然是母亲王皓一脉，也只有一间屋子。多年后一家三口去了澳门），或北屋的张姓邻居家（张夫人是一位没有什么文化却极其慈善的老太太，家里本就三代四口蜗居一室）。后来，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无一幸免地，东宁去了江西插队落户，南越和西海先后去了黑龙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东宁来到北京中国台联工作；西海在黑龙江考上大学，毕业后返沪，先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书林》杂志和上海远东出版社担任编辑。他曾经向我约稿，我的《老舍<月牙儿>的象征》和《“超前意识”与“人的本质力量”》两文就分别发表在《书林》1984年第二期和1987年第十期上。西海告诉我，关于《月牙儿》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老舍夫人胡絜青曾来电表示了赞赏。南越插队时担任公社的会计，返回上海以后，则凭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学考试，在一家公司当财务主管。

“你知道我爸爸是什么人吗？”

大约是1968年南越即将赴黑龙江插队的前夕，有一天，他忽然神色凝重地问我：“你知道我爸爸是什么人吗？”我一惊，自然无法也无以回答。他看着我说：“他是坏人。”他的意思是，为了我好，要我知道他家里的真实情况，是否继续交往由我决定。在那个年岁，我完全听不明白胡风集团之类的话语，其实即使南越自己也不一定搞得清楚，因此我并未就此而显出任何异样。在我的印象里，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他家的特殊性，但并不了解（也未必在意）具体情况，无任何歧视的眼光。再过了几天，南越对我说：“我送你几本书吧，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说。”原来，他借居的二楼楼梯过道里放着一架黑色高大的榉木书橱，每一格的玻璃门向外拉出再往上插入，即可取书。里面都是他父亲耿庸的藏书，但是被抄家的红卫兵贴了封条。一天夜里，他在封条上沾些水，然后轻轻揭下封条，取出十几本书给我。他说，这些书本来就是他们家的，而且拿了别人也不会知道。其中有高尔基的小说、一些美国作家的小说和几本《世界文学》和《译文》杂志。我发现，杂志内的论文边上偶尔会有一些文字，都是耿庸写的（因为后来我收到耿庸的信，他的字迹很易辨认），某本杂志的第一页上还有“胡风分子”“张禹”的签名。

后来才知道，耿庸1966年3月被看守所释放，安排到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工作，但很快就由于言语不当而被剥夺了做编辑的资格。因为住在集体宿舍，儿子也很少见到他。1966年6月“文革”开始，他年底就入了“牛棚”。造反派批斗耿庸时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监狱，就是刘少奇把你放出来捣乱，搞破坏活动的。”（路莘《人在文坛·耿庸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1969年后，他长期在奉贤“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才从奉贤到上海出版局车队作维修工的助手。

在南越去黑龙江插队落户之前，只记得有两次，耿庸来福乐邨21号找儿子，并不上楼，只在窗下用带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喊：“南越！南越！”耿庸，高瘦的个子，长长的脸，门牙颇长而略有突出，脸上始终带着真诚的微笑，给人以亲切的感觉。耿庸曾经回忆说：“那一天，南越来找我说，他要到学校去，希望我给他一点钱好让他坐公共汽车。那时他患肝炎刚好些。而我能给他的是仅有的六毛钱。”（《人在文坛·耿庸纪传》第73页）

记得有一次南越从农村探亲回来，带我去见在当维修工助手的父亲。耿庸当时住在徐汇区淮海中路西头的上海新邨内的集体宿舍，新式公房底楼的一大间，四四方方的屋子，四个角落是四张单人床和床上四顶白色蚊帐，耿庸的“生活区域”就在进门的右手边。南越出来后告诉我，这四个人都是出版系统的“牛鬼蛇神”。不过耿庸当时见了我们始终乐呵呵的，完全没有沮丧的神情。我特别注意到，耿庸的床边有一个矮小的书架，里面摆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选集之类。年纪轻轻的我完全不理解，他怎么还会有心思读这些书。

还有一次去看他，只见他的两个眼睛全部肿了起来，很是吓人。他解释说，这是前日上班冲洗单位车队汽车的时候，不小心落入了沙尘的缘故，已经涂了金霉素眼膏，但恢复较慢。即使是这样的情况，每次去他那儿，总是看见他不停地在写着什么。

耿庸一开门，只见眼前站着一个手里提着酒瓶的小老头。“老贾！”

“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耿庸回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当时一般认为，编辞书之类与知识有关，而与政治思想不是很密切，辞书出版社因而聚集了一批原先有“问题”的人），起先还是做扫地的清洁工，后因为耿庸写给中组部的一封信受到关注，而接受组织安排，筹建对他来说完全属于陌生领域的《辞书研究》杂志。学者吴琦幸回忆说：“记得耿庸在那里编《辞书研究》，他对年轻人很提携，发了我好几篇论文。当时只觉得他写信和写文章喜欢用很长的欧式句子。老编辑告诉我，那个耿庸当年是胡风分子。后来我跟他闲聊，他很直率地告诉我，自己是‘钦点’的反革命。”（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1980年，先是公安部发通知为其纠错，不久随着胡风问题的解决，耿庸最终获得彻底平反。后来因为工作努力，他连续两届（1981年、1983年）当选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83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耿庸得到“优待”，从集体宿舍搬入了静安区昌化路（近江宁路）的一间小屋，算是有自由空间了。可是在我的印象中，这屋子极其简陋，像个茅草棚似的，工作和居住全挤在一块。门外既看不见自来水龙头也无煤气灶。多年以后，何满子先生回忆说：“当时他（耿庸）住在一个‘曲曲折折四面盘陀路的贫民窟里’，没有这张联络图还真找不到。历劫重逢，滋味真够丰富。”我在这家徒四壁的陋室，只见到一些书籍和正在写作中的文稿，还有就是那用来煮饭和面食的旧煤油炉。一天傍晚，我们还在聊天，忽然有人敲门，耿庸一开门，只见眼前站着一个手里提着酒瓶的小老头。“老贾！”耿庸极其热情地欢迎这位不请自来的老朋友贾植芳。看见他们这么互相期待着，我，一个小伙子，便很快就识相地告别了。

耿庸先生对我精神上的激励，令我至今难忘！

我是1978年考取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这是百废待兴的光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是极其粗糙的发黄的油印本讲义，然而上面却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地印着：“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云云。大二那年，好奇的我便带着讲义去昌化路小屋见耿庸。略微瞄了一眼讲义后，耿庸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这很正常”之类的话。有一次，他自己要到邮筒寄一封信，顺便送我出来。走在街上，可能是我提到了什么关于“教授”的话题，他毫不谦让地说：“教授？教授怎么了，我也是教授啊！”耿庸是性情中人，热情而自信，同时又执着、耿介。

耿庸平反不久，按照身边无子女可有一人回来照顾的政策，二儿子南越回到了上海。几年以后，大学毕业的西海也从黑龙江回到上海工作。记得大概是1981年秋天，我和当年南越在福乐邨的邻居也是我们的小伙伴吉世平一起，去看南越。那时，南越与父亲耿庸一起，合住在不久前迁入的普陀区石岚新村。两居室的套间里，耿庸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仍然一如既往，坐在那儿写着什么。看见我们来了，他精神矍铄地站起来表示欢迎。那个年代，刚刚有点开放，耿庸也还没有发表什么东西。我在中文系就读，虽然懵懵懂懂之中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了一点认识，但只是在亲眼目睹了作为文学理论家的耿庸的言行后，我才渐渐明白和理解什么是“专业”，什么是矢志不渝的“职业精神”。当时是耿庸邻居的一位《文汇报》记者曾撰文写道：“我发现夜里当整幢大楼灯熄入睡时，惟有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他原来就是老作家耿庸。”（转引自《人在文坛·耿庸纪传》第96页）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耿庸家乡厦门漳州的文联办了一个文学刊物《水仙花》，而且是正式出版的，有刊号。他把我请他指正的一些散文推荐给编辑王雄铮。承蒙厚爱，不久，王编辑还到沪上我家专门向我这个大学生约稿，并连续发表了我的好几篇文章。我记得，耿庸并不在乎这只是一本小刊物，也在上面发了几篇论文，而且都是很长的，没有长期的积累是完全做不到的，让人羡慕。但在他后来的文集里好像并未见到这些论文。他还曾把我的一篇小说推荐给《萌芽》杂志，编辑叶孝慎和谷白因为是耿庸推荐的缘故而格外认真，专门把我找去商谈修改事宜，由于我本人的原因，小说最终没有发表。

后来，耿庸来信告诉我，南越结婚了，有孩子了，忙得不亦乐乎。再后来我写信给他，求教“现实主义”问题，也许是看我过于稚嫩，他来信只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见面与联系越来越少了，好在耿庸以后的历史已经有一些文章作了叙写。而以上这些事情是几十年前一个年少者的亲历，有一些价值，也主要是因为，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它对一个年轻人精神上的激励，令我至今难忘！

我是因为少年时代的好友郑南越的原因而结识了其父耿庸先生。我与南越的友谊曾经十分深厚，他在离开上海赴黑龙江插队，不久担任会计的那段日子里，于冰天雪地的小屋里给我写过许多长长的套在自制信封里的信函，每封都达十几页，大多是书写自己的生活故事和带有哲理的感想，清晰、疏达、抒情、动人，读来使人享受，也令人感喟。我一直认为，郑南越有才情，成熟，具有父亲那种文学和思想能力。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历史变故对他的影响实在太深，所以他毅然弃绝了本来可以发挥的优势，按自己对鲁迅临终前所冀望于儿子周海婴的“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理解，找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平平安安地度日。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