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佩服充满质疑精神的学问家，如果没有质疑的精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还有学问吗？还需要学问家吗？所以，我在读寿涌的《古典文学研究拾贝》时，心生敬意。

寿涌认为，质疑是研究的生命，有了质疑的眼光，学术研究方可更加深入，而质疑是要有扎实考证的本事的，不然也会流于空泛。《古典文学研究拾贝》一书，便是这种认识的践行。寿涌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对发现的问题，都能大胆地提出来，而后抓住问题追踪来龙去脉，以求实的精神，在理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辨取可靠的史料，进而推出自己的新见解。书中的“说庄”、“道孙”、“评韩”、“论白”等诸辑，一以贯之地如此而为，读起来让人在条分缕析中颇感意趣。

人们常把庄子的思想渊源与老子对接，可在寿涌看来，这不是一种偏见，起码也属于看问题的片面。他在研究中发现，其实《庄子》内篇和它成书之前的任何古籍之间都可能存在某种思想联系。即以《左传》为例，庄子便获益不少，内篇的一些思想观点是源于《左传》、受启于春秋末年的历史纪事的。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寿涌就《庄子》内篇与《左传》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述。在用词特点方面，他以为内篇深受《左传》某些特有词汇的影响。比如“乃今”一词，《逍遥游》云：“而后乃今培风”；“而后乃今将图南”。考《左传·昭公二年》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些“乃今”都作“现在”讲。在思想特点方面，他则以为内篇择取了《左传》勇于揭露无道之君的批判精神。庄子讽刺嘲笑了统治者们的欺德有方、治世无能，并指出问题的根子是他们不愿“正而后行”，不想“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以至弄得民闻君命，如逃寇仇。内篇中记载了割鼻等无德之君施行的种种酷刑，而在这之前，述及刖劓之刑的唯见《左传》，而《老子》《论语》等书均未记之。

在《古典文学研究拾贝》一书中，寿涌对孙子研究中的一个定论同样作了质疑。关于春秋孙武的出身世系，学术界历来采用的是西晋杜预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说法，谓孙武字长卿，先祖是齐之陈书，陈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乃赐姓孙氏。但寿涌考之于先秦史实，认为此说有疑。在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墓残简佚文中，记载孙武曾对前去造访的吴王阖庐自称“外臣”，意为他国来奔之臣，或为方外之臣即所谓隐居不仕之人。这一记载与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所记孙武在吴“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甚为吻合。寿涌对孙武身世经历的史料记载一一汇集比照，对孙武和陈书之关系一一辨析，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孙武当出于齐国孙姓氏族，因避公元前548年崔杼弑君之乱而入吴地，绝非齐国陈书之后。他引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所记孙膑之语曰：“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可见，返回齐国的孙武子孙们也甚以孙姓为荣。寿涌的著述就是这样，在古典文学的海滩上，以质疑的勇气和考证的力量捡拾起一枚枚散落了的贝壳，拂去泥沙，还原它们本有的光泽，并让读者浸淫于一种平心静气地追怀以往的氛围中。我特别喜欢《唐诗<枫桥夜泊>原生态考察三则》，这篇文章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翔实探查苏州寒山寺，走访运河古桥，考察地理方位，核考吴中水系实况，以破解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一诗中的“江枫渔火”之谜。文章写得既严密谨慎，又充满诗意，非但将张继坐船的行经路线及该诗的吟成时间逐一考据落实，还满怀激情地赞誉了后人对自然美景的保护。寿涌认为，先前人们一直将“江枫”作江边枫树之解是错误的，其实，“江枫”说的是两座桥，一是江村桥，一是枫桥，这两座桥均是单孔石拱桥，形状相似，都始建于唐朝，犹如姐妹，各自伫立在古运河的南北两端，所以，“江枫渔火对愁眠”描述的应该是夜黑霜浓，寒山寺前渔火点点，江村桥和枫桥在古运河的两边隐然相望，激起船上旅人无以名状的淡淡的闲愁和哀怨。读到这里，我心潮荡漾，对寿涌这位学问家愈是钦佩有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