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路、梦花街……在上海，这样的老里弄、老城厢，一度承载着多少人局促却又难以忘却的生活，也见证着上海历经30年努力，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改造收官，这一困扰多年的民生难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本报记者连日蹲点多个旧改地块深入采访，推出独家报道《聚焦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旧改收官蹲点报道》，分上下篇刊发，记录这一珍贵的历史片段，记录这场以心换心、用心用情的旧改征收，更记录下人民城市里百姓一朝梦圆，怀揣希望迈入新生活的动人表情。

【上篇】

旧改没来盼旧改，旧改来了又怕旧改——这是旧改地块居民内心的直描。

因为旧改征收，最直接触及的就是家家户户的现实利益，比如面积怎么认定，评估价怎么开，俗称的“三块砖”（三部分补贴）怎么算等等。铢积寸累，巨细靡遗，似乎一分一毫都关涉未来的生活。

更算不清的，是一笔亲情账、人情账。

逼仄的生活空间，同样放大了各种纠缠与矛盾。有人顾着祖上遗训，有人念着手足亲情，有人叨叨着子孙辈的难……似乎蛋糕分不好，一切都白搭。

要让旧改征收顺利进行，就是要帮助居民从纷繁复杂的“毛线团”里“绕”出来，拿到应得利益，也把各种矛盾化解处理好，尽量让各方不留遗憾。

7月24日，全市最后一块成片二级旧里以下地块——建国东路68街坊及67街坊（东块），二轮征询启动当天获高比例通过。与此同时，位于老城厢的梦花街在实现大部分区域完成征收后，其余部分区域也有望加快列入零星旧改。连日来，记者蹲点这两个地块，见证并记录上海旧改的收官之作。

最令人动容的是，这些别人眼里终日与局促纠缠着、蜗居着的他们，这些为了百姓利益设身处地、想方设法“啃硬克难”的他们，在关键时刻都能算大账，也始终没忘记乐观与豁达。只要被真心对待，必报之以火热赤诚。

看到他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座超大城市，再难也一定能想到办法解决。

以心换心，用心用情。

祝福今朝梦圆的居民们，也祝愿每一个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舍弃了、奉献了小我的普通人，有足够的坦荡和胸怀，去拥抱每一次的“幸福来敲门”。

为啥“阁楼只算一半面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杨传杰在这一行工作十多年最大的感触。

作为黄浦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他参与此次建国东路两个地块的旧改征收。“房屋类型多样、结构复杂、人口密度大，是这个地块最实际的困难——直接牵涉蛋糕怎么分。”

担心自己吃亏，居民们不仅会左邻右舍相互比较，也会比照着附近的其他地块说事。这考验着经办人员、居委会干部等，如何把政策讲明白，更要把情与理说透。

“怎么两间房和阁楼加起来，面积有出入？”

家住建国东路143弄48号的郑忠宪，是弄堂里出了名的好脾性、好人缘。84岁的他没有子女，一人独居，但日子也过得乐乐呵呵。他家门口，是各类花草、陶器、小玩意儿，大门上还贴了个飞镖盘。房间虽局促，却撑起根竹竿，上面挂着3个鸟笼。

但当他拿到房屋评估面积时，也疑惑了，一口气堵在了胸口。他涨得脸通红，直接来找经办人“对峙”。

经办人请郑老伯坐下，耐心解释：根据老人提供的公房租赁凭证，独用部位记载了一个阁楼，核实公房公司的底卡资料，租赁凭证独用部位的阁楼高度在1.2米以上，但不到1.7米，按照地块征收方案，这样一个高度只能按面积的一半来算。“不是特别针对你家的阁楼，按这个政策，地块里1800多户人家都是一把尺。”

“这个政策也比照了绝大多数旧改地块的计算方法，征询了居民们的意见。政策来了要珍惜，应得的利益都会保障。”经办人继续疏导。

郑老伯消了气：“好！蛋糕自家分好，不给大家添麻烦。”他说，自家房子里有3个户口，牵涉15口人，他选择自己多让一点，“兄弟姐妹中，老大走了，我就要担起‘老大’的角色，尽可能把兄弟姐妹照顾好，让大家心里舒服”。

如今，他开始整理家什：“重要的带走，其他生活用品能不要就不要了，买新的，过新生活！”

历史原因，“水塔人家”挂有十几个户口怎么办

旧改来了，在废弃水塔下蜗居了40年的保志华却纠结了。

期盼改善居住条件，但评估面积与预期相差大。除了同样阁楼面积计算的问题，他的户口底本由于历史原因牵涉了不少人，这些直接影响着他能拿到的份额。保叔急了，“我是要用这钱给儿子买房子的呀”。

20多米高的废弃水塔下，保叔家层高不足1.8米，水塔的几根立柱完全被嵌在楼内。房间不规整，洗洗烧烧都在局促的边角，煤气灶边接一根水管，就是淋浴地方。从窗口爬出去的斜坡屋顶，被用作晒台。“老古董”水塔不时闹脾气：外墙“发酥”，不时脱落。专业施工队只能用围网围起来，确保安全。就这样，保叔将就了大半辈子。

“水塔楼”归根溯源是早前某单位的分房，一张房屋租赁卡底下牵涉十多人在册，人陆续搬走了，但户口依旧都留在这儿。

经办人一趟趟上门答疑解惑，讲明利害关系。建议先搁置矛盾，将大蛋糕搬回去。并承诺会帮助保叔搭平台调解，也提出具体协商方案。保叔这下放了心，痛快点了头。

老伴却舍不得了。退休以来她一直热衷居委会活动，织毛线、跳舞等成了她在逼仄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和盼头，“怕以后和老姐妹聚得少了”。

“感情在分不开的，你微信玩得转，一样可以约。”保叔这样宽慰她。

7月24日，保志华一早赶来现场，郑重地在协议上签下名字。这次，“头也不回，彻彻底底与这里告别”。

地段更好，评估价咋没隔壁高

顺昌路612弄37号，71岁的王志华住了46年的家：儿子在这儿出生长大，如今第三代也在这里长到了7岁。老楼栋的台阶又窄又陡，仅半个脚掌宽，必须侧着身拾阶而上。

6月起，顺昌路地块征收工作抓紧推进，冒着酷暑热浪，经办人员一次次赶往王叔家。比踩空楼梯更让经办人员紧张的，是吃“闭门羹”。

“你们走吧，没什么好谈。”

王叔待人和气，也讲道理，只是年纪大了怕折腾，对政策也不甚理解。最主要的，他对评估价有意见：“阿拉地段更好，怎么价格反而比不上附近那个地块？”

经办人王莉娜和搭档只能一次次敲门，一次次发信息：“爷叔，你不服气，至少让我们进来给你讲讲其中缘由。”

40℃的酷暑天气，看着两人来一趟背后湿一趟，爷叔心软了：“你俩也不容易！进来吧。”

进了门，就是第一步。经办人仔细解释：评估价涉及地块里房屋的属性和种种实际情况，也要看地块里是否包含商品房等等。王叔所在的地块，房屋类型主要包括二级旧里以下、新里、成套旧公房等，与隔壁地块情况不一样，因此体现在评估价上也有所差异。

讲道理的王叔，听了进去。但他还有实际困难和顾虑：孙子在附近读小学，老房拆了要在附近买房依旧捉襟见肘。经办人千方百计帮助想办法、出主意：买两室一厅手头不宽裕，何不选择一室一厅带个天井的？他俩开始在市场上“淘房”，每回上门就带几个房源供王叔挑选。困难解决了，政策公平透明，各家情况一目了然，王叔“挑不出错”，爽快地签了字。“做人也要为别人想想，他们也难，不但要掌握好政策，也要照顾好我们的利益，总之是件好事，将心比心，我签！”

独门独院的“别墅”只算20平方米？

梦花街曹市弄，杜爷爷独门独院的平静日子被一张“白榜”打破。起初，他逢人便道自己吃了亏。

所谓“白榜”，是指写有黄浦区蓬莱路地块旧改征收范围内居住房屋评估均价的一纸公示文书。看着自家的评估数字，他很气愤。

在梦花街的条条支弄堂中，曹市弄的杂乱无章是排得上号的。杜爷爷家则显得“鹤立鸡群”。推开大门，院子里左手边是厨房，右手边是洗晒台，进了家门是客堂间，再进一间则是卧室，卧室后又有厕所，爬上阁楼则是储物间。关上门就告别杂乱喧嚣，杜爷爷骄傲地说自己住在市中心“别墅”里。

没想到征收量房时，这个“别墅”只算20多平方米。杜爷爷急忙找经办人询问，得知计算建筑面积主要参照租用居住公房凭证，即房卡。他家的院子、阁楼属于后期加盖的违搭，不在房卡上，自然无法计入。

他不服气：“当初左邻右舍都是同意的，现在怎么不作数了呢？”

杜爷爷的疑问，是旧改征收中较为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遇到不理解，他们首选去居委会“讨说法”。小桃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建红心里多少还是有底的，“能主动来讨说法的通常都能化开矛盾”。居委会干部、经办人一起为杜爷爷讲清了政策，也帮忙分析了选货币和选房源的各自优劣。最终，杜爷爷签了字，“房子、票子都不是关键，关键要讲清道理”。

这里有外婆的一辈子，如何了断

沈立宇是梦花街年纪最小的社工，可偏偏很多老街坊就认这张稚嫩的脸。

在上半年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有个别居民不愿天天做核酸，沈立宇上门去“请”，居民嘟嘟囔囔地出来了：“要不是这个小家伙来，我早就光火（生气）了。”无他，只因“小家伙”沈立宇是老街坊徐玲娣的外孙，里弄里看着他长大的长辈们不好意思对他摆脸。

可恰恰是最疼沈立宇的外婆徐玲娣，听闻自家被纳入旧改征收，坚决不肯动身。

91岁的老人固执起来，从经办人、居委会干部到家人，没人能说得动她。因为烦恼，老人日渐颓靡，打不起精神，嘴里总念叨着：“我活不长了，死也要死在这里。”

作为社工的沈立宇，最初也很难理解，这次外婆为何如此执拗。

1997年，沈立宇出生在学西街，这条街上的房子连成密密一排，门上贴着彩绘玻璃的就是他家。还是孩童的沈立宇，不理解住房条件有好有坏，小小阁楼就是一整个天地。外婆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青椒炒鸡心让他百吃不厌。直到上初中，沈立宇抬手可以摸到阁楼的屋顶，一家三口才从学西街搬走。大学毕业后，他又以文庙居委会社工的身份回到出生的地方。

和十多年前相比，梦花街一带的变化并不大。一到晚饭时间，左邻右舍就端着碗出门来，仿佛看着彼此边吃边聊，味道也更好些。唯一的不同，人群里少了外婆的身影。外婆老了，已无法再掂锅洗漱了。

早年丧夫的徐玲娣，仅凭一份工厂生产线女工的微薄收入独自拉扯大三个女儿，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同一个灶台烧出来的饭菜又养大了女儿们的儿女。现在，年迈的她无事可做，需要被女儿们轮流照顾；偏偏这个档口又来了旧改，一生要强的徐玲娣万分委屈，这套房子是她一生辛劳的见证与寄托，“谁也不能带走”。

二轮征询首日，为了尊重老人意愿，全家人未去签字，不料就这样被疫情耽误了许久。3月底，外婆被沈立宇母亲接走照料，而沈立宇作为居委会干部责无旁贷地留下，吃睡都在办公室，没日没夜地忙碌……

这是外婆离开老家最久的一次，也是沈立宇长大后回来住得最久的一次。

6月，当祖孙俩再相见，沈立宇突然理解了外婆对这片土地的眷恋；而听完沈立宇三个月来在梦花街抗疫的日日夜夜，外婆也终于点了头，她相信余生能被安置好，梦花街的未来也会更好。

7月14日，徐玲娣女儿走进征收所，替老母亲郑重交出了老屋钥匙。这里，有着三代人的情感羁绊。纵有千万般难舍，这个夏天，是时候走出经年旧梦，迎接新生活了。

江西饭店没了，残疾阿姐生活靠谁

“我们认你，你要对我们负责到底。”

顺昌路地块里，67岁的王礼珊拉上了打浦桥街道建三居委会主任潘银君的手。近百岁的老房子里，王礼珊是住在这里的第三代。她家除了一间14平方米的二楼房屋和一间亭子间，还有一间租出去的底楼客堂间：现在成了家小有名气的网红饭店。

王礼珊最初的犹豫也是因为楼下这爿小店。她的大姐自小残疾，在漫长岁月里一直由她照料。就算天再热，她也要和阿姐挤在一起睡的，便于夜里照料。

上世纪90年代，王礼珊拿底堂间开起了饭店，后又转租他人，阿姐的医药费、生活保障统统来源于这爿小店的房租。

“父亲临终前嘱托我们兄弟姐妹：不到万不得已，店要开着，确保阿姐生活无虞。”王礼珊怔怔望着墙上的父亲生前留下的墨笔：“秋水春风”。字迹被装裱，相框里还有张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相片，相片上父母尚年轻，怀里抱着大哥，大姐靠在他们膝边。

将心比心，排摸到这家的具体需求和问题症结，潘银君也不由泪目：“你们放心，有实际困难，征收工作会考虑，尽最大努力保障你们应得的利益。”她与旧改征收所商量，拿出对居民最有利的方案。

“父亲也说了万不得已，现在就是万不得已。城市发展总要配合的，只要阿姐生活有保障，我们不拖后腿。”

经办人和社区干部诚恳态度，让王礼珊定了心。这几天她忙着整理，配合征收尽早签约搬场。她和兄弟姐妹商量，想把房子买在这一带，“市中心到底看病方便”，也想让阿姐下楼走走看看，“老房子台阶窄，长年累月边缘已被踩成圆弧形，走上去也吱吱呀呀，阿姐平日不怎么下楼，怕出意外”。她定了定神，自己转了话题：“换上新房就好了，有电梯，想想方便多了。”

低保户小超市，断了生计怎么办

曹市弄弄堂深处，张坚人老人开了一家烟酒店。多年来，客源几乎只有周围街坊，但这点微薄收入，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其中三个小孙子还在读书。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最好的部分用来开店，全家人挤在店铺后面蜗居。

一轮征询启动后，经办人和小桃园居委会块长相继在他家吃了几次闭门羹，只好拉上居民区书记陈建红再去。为啥不肯搬？原来老人儿媳妇算了一下，房屋面积太小，拿着征收款买不起同地段的房子，店没了，收入也没了，“现在尽管十几平方米，混混也蛮好”。

“正因为知道你们经济上有困难，更不要放弃这次机会，不要放弃对新生活的期待。”陈建红这样苦口婆心，一次不成功就去两次、三次，听得周围邻居也一起帮忙“敲边鼓”。张家人的想法也慢慢有了松动，后来看到陈建红再上门，会客客气气搬出一张凳子让她坐着说话。

6月以来，弄堂越搬越空，陈建红每每经过杂货店都要关心老人一家是否找到了合适的住处。老人说，住处不是问题，但希望能继续经营这家小店。针对这个现实困难，陈建红也正帮忙协调各方力量，希望能寻找合适铺面让烟酒店继续经营，兜住一家人的生计。

【下篇】

旧改，是一场连老法师都要掂掂底气而投入的硬仗，几乎每个地块“啃”下来都不容易。

但几乎所有人都未曾有过丝毫动摇，因为——蜗居的生活真的辛苦！

有多少旧里居民，每一天都迁就着过、将就着过；又有多少旧里居民，本已单薄的肩头，还扛着对老一辈、小一辈的责任，操着这样或那样的心。

他们，何尝不想舒坦一回，真正为自己而活，为有盼头的明天而活。

这样一种困顿和渴盼，但凡谁见了都会动心。“这也督促着我们快点，更快点，帮助他们改善条件，改变生活。”一线经办人员这样感慨。

再难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再难一定能想到办法解决。

秉持这样的准绳，各级党员干部、一线工作人员、各方力量，不断因地制宜创设机制，想方设法大胆破题——将临时党支部建到旧改基地一线，整合资源，解决难题；“一户一策”把方案想得更周到些，工作做得再细致些；也通过抗疫期间的踏实服务，抓住了推动旧改加速的“窗口期”……最终让居民尽快达成共识，签得放心，搬得舒心。

纠结落定。迎面而来的崭新生活，让人心生期待，不少居民一改“惯于将就”的往常，“想换一种活法！”

大半辈子奉行“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海叔，从网上“淘”了把高科技吸尘器，“准备放在新家用，房间一尘不染多舒服呀”。甚至提前选好材料，请装修公司到新家定制橱柜。他说自己节俭了大半辈子，现在开始琢磨要享受一下，住得好了，就有心思布置。

盼着搬新家的裘姨，也准备扔掉跟着自己大半辈子的一组实木家具，“搬起来麻烦，样子也旧了，干脆全部换新的，有了新气象，才是新生活。”

人民城市里，一切都更有盼头！

“临时工作组”最有说服力，“错过会遗憾一辈子”

穿梭在68街坊里弄，打浦桥街道建三居委会主任潘银君随时会被摇着蒲扇的居民拉住。询问政策、商量下一步打算，她和几个居民往树荫下一站，一聊就是几小时。

63岁的她，在弄堂阿姨爷叔口中，依然是信得过的“小潘”。“她从1999年来建三工作，就没离开过。来的时候扎着两根麻花辫儿，热心肠又爱笑”。也因此，针对此次征收工作中的“疑难杂症”，她与居委会干部成立了“旧改临时工作组”，与经办人密切配合，抓紧走访排摸，也站在居民立场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打开心结。

启动征询前，她们提前完成地块里全部户主的排摸，做好信息登记，记录好具体困难，汇总给征收基地。也在各环节中听取民意，融合居民的意愿和智慧。有80岁老人听说旧改来了，一宿没睡，签约前心生迟疑。原来，老人迟迟找不到过渡房源，困难没解决，怎么搬？潘银君当即许诺帮忙，40摄氏度的高温下跑前跑后看房找房源。

眼下，建三居民区临时党支部建在了基地。她就此还多了“搭档”，一些老党员加入进来，带头示范，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

老党员肖健民曾踮着脚盼旧改：“家里没有独立煤卫，我每年年夜饭吃好，就要穿好羽绒服，到寒风刺骨的室外阳台去洗碗；夏天的洗澡水，要从底楼拎到两楼家里。”旧改来了，他率先加入临时党支部，跟着居委会干部、经办人员一起上门做居民思想工作。“旧改是好事，阳光照进来，错过会遗憾一辈子。”他不仅带头签约，也说服了身边很多居民一起签。

“四位一体”调解委员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住在顺昌路560弄的一幢红色砖楼里，钱小琴的家曾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半间教室”。在周边一片低矮旧里中，红砖楼显得独特而优雅。

“刘海粟知道吗？我们这几幢红砖楼，当年是刘海粟等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唯独在介绍这栋楼的历史时，钱小琴的腰板是直挺的，言语中还透着一丝自豪。1952年学校迁址，居民陆续搬进来。钱小琴就是其中之一，她与父母、爱人一起搬来，一住就是近三十年。

外人眼中雅致的小楼，当涌进七十二家房客，内里生活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一条南北走向的走廊是主干道，数十间房就沿着走廊两侧排开，里面住着数十户人家；没有空间留给厨卫，水池、灶台的安置要靠动脑筋“另辟蹊径”。昏暗的走廊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伸”出些生活杂物，房前屋后的边角料也都砌上了水池。

盼改善居住环境的钱小琴，首轮征询毫不犹豫，“愿意搬！”但到了二轮征询，问题来了：当年这房子是单位分房，姐姐一家户口始终在里面。“自己心里总想多拿点，但如果蛋糕分不好，姐妹间伤了和气，得不偿失”。

80后经办人刘晓丽排摸到了钱小琴的这一具体问题，大热天一趟趟上门，终于让钱小琴放下心防，将心里的这一顾虑和盘托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经办人找到了矛盾症结，即担心家庭内部纠纷，“我们每个居民区都有对应的律师团队助力，懂政策，也擅长处理家庭纠纷”，她当即搭起平台，整合资源，为钱小琴一家提供调解方案。

据介绍，旧改基地有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律师、退休法官、征收事务所人员组成的“四位一体”调解委员会。每天都会有律师坐堂提供咨询。团队律师首先为钱阿姨解析政策，答疑解惑，也从她家具体的情况入手，从法律层面帮她进行确权。法理之外，律师也劝说钱阿姨一家，先尽可能把能拿到的大蛋糕保住，至于自己人怎么分，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

情与理都说透彻，原本可能“闹僵”的姐妹有望坐到一起化解矛盾，钱小琴宽了心，签了约。这些天，但凡有房产中介打来电话推荐二手房源，她接得乐此不疲。她说打算买到浦东儿子家附近，多照应晚辈，也享享清福。

“抗疫让我更相信他，到时我第一个签字！”

过去三个多月，老西门街道学宫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炎翔出入裘建中阿姨家无数次。

因为，裘阿姨一家心疼这个守着居民区防疫抗疫的小伙子，特地把自家底楼淋浴间钥匙留给他，好让他忙活一天下来有地方洗个热水澡。

这次，吴炎翔又来了，是来商量事情的。

原本梦花街剩余未纳入成片旧改的部分，将有望纳入零星旧改范围。吴炎翔这次是来听居民意见的。

“我们一定配合你！”阿姨依旧爽快。

去年，位于老城厢的最后成片旧里——蓬莱路地块启动旧改征收，住在梦花街的裘建中家并未列入范围。今年春遇上疫情封控，裘建中趴在自家窗口，每天总能看到居民区书记吴炎翔穿着大白进进出出，一会儿忙着核酸筛查，一会儿负责居民转运，天天忙到凌晨一两点钟。“他和我家儿子一般大，太辛苦了，瘦得眼眶都凹进去了”。

平日里谨慎的老两口，把钥匙给了吴炎翔。给了钥匙，还是放心不下，哪怕守到再晚，也要等着小伙子洗好澡回办公室，二老才定心下楼关了热水器，安心闭眼睡觉。

但就是这样一段煎熬的时刻，让年轻的居民区书记与老两口结下了深厚的信任与感情。

“他的话，肯定是为我们好。要是征收，我第一个签字！”

和裘建中一样转变想法的，还有文庙居委会部分举棋不定的居民。解封后，不少人主动签字搬迁。文庙居民区党总支第一书记孟晓晔感慨，此轮疫情以来，社区干部们实实在在为民服务、守护家园的举动，居民们都看在眼里，也记挂在心，就此也抓住了推动旧改的窗口期。

“旧改征收早来十年就更好了，现在也不晚”

贺佩琴的吴侬软语里，宁波乡音已被时间冲刷得很淡了。

1946年，贺佩琴生在顺昌路附近。作为彼时的“新上海人”，全家人活得努力又积极，只为能在这座城市扎根。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婚后的贺佩琴为了照顾母亲依旧住在这里。最挤的时候，这幢三层小楼住了25个人，她家在二楼，层高还行，可14平方米要塞进7个人。房间朝向不够好，夏天西晒太阳烘得像个火炉，后来经济条件好一些装了空调，才解决了闷热问题。

但空调发出的声响，也让人受不了。因为与对面房屋靠得太近，外机只能贴着外墙安装，“说是墙，实际就是一层薄木板！”她拍着墙面，“咚咚咚”的木头声。

“这么多年也就过下来了”，贺佩琴陷入回忆里。年事已高的老母亲曾经的唯一要求，是在这里终了，她做到了；一眨眼，儿子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纪，又倾其所有为儿子买了新房……

顾了老的还要顾小的，贺佩琴唯独忘了自己。

即便如此，她没有过多抱怨，“政府也一直在帮我们改善生活”，她开始细数那些值得高兴的点滴：30年前通了煤气，10年前装上了抽水马桶……疫情期间抢不到菜，电话打给居委会块长方洁，小姑娘噔噔噔爬上楼梯送来老年餐，“顿顿都给我们端到这张餐桌上”，她反复强调着这个细节。

“就是一直没尝过搬家的滋味”，贺佩琴说，自己77岁了，没想到旧改征收的阳光照到了家里。两轮意愿征询，她都是第一天就去签字。

丈夫何谟剑一直在旁默默地听着，插话说：“要是旧改早十年来就更好了。”

“现在也不晚！”这一次，贺佩琴决定为自己而活，为有盼头的明天而活。

甩掉憋屈，“日子终于舒展开了！”

家住建国东路149号的袁鸿凤，这回签约搬家的风风火火都“刷新了自己的人生纪录”——不过几天时间，她家已签了约、租好房，还打包了一大半物什，已体体面面搬进了过渡房。她甚至还花了点时间，摸清了新住址周边的美食，“味道总比不上老弄堂门口的小店”。尽管内心还有几分眷恋，但她迫切地想享受一回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征收地块里的老家，面积刚过18平方米，袁鸿凤与爱人、儿子3人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多年的蜗居，也让原本爱美爱打扮的她渐渐失了兴趣，因为心里总有几分憋屈。

首先，空间局促。她住的小楼前后两幢楼间距不到一米，推开自家窗，甚至可以与对面楼的邻居手拉手；18平方米的房间，必须多功能合一，兼具卧室、餐厅、会客厅，甚至卫生间，马桶紧挨着大衣橱。

憋屈，还来自于各种生活条件的限制：一楼过道烧饭，合用厨房里三个灶台靠在一起。油烟扑面、热火朝天不说，每烧好一道菜，就得捧着菜踩着狭窄楼梯往二楼小家送：“自家烧菜烧出饭店服务员的感觉。”一桌烧好，上上下下走几回，已经汗流浃背。

其实，袁鸿凤一辈子爱美，一条棉麻的水墨连衣裙都要仔细搭配合适的凉鞋。但局促的生活一度让她无法舒展。空间也是，心情也是。

沿街面的房子，一到夏天，梧桐叶掩映窗边，她也想着倚窗喝杯咖啡。但想想很美好的场景会被现实打破。夏天多雨，每每一场大雨，梧桐叶会堵在雨棚旁的落水管槽沟，屋里马上滴滴答答，到处漏水，防不胜防。家里的墙纸因受潮贴了烂，烂了再贴，来来回回不知折腾了多少回。

“这种日子只能一天天熬。”狭小逼仄的房间被她尽可能收拾得井井有条，以此体现仅有的一份体面。“现在终于赶上了旧改”。

巧的是，这轮旧改也涉及她的兄弟姐妹，大家约好一起搬。如今，一家人都商量好了，房子选在松江佘山，相互作伴。“新家要好好装修一番，再留下一小部分给儿子结婚买房当首付，日子就这样舒展开来了！”

负责，就是从叩开门那刻起直到送他们搬离

拧个手巾，先擦面再擦脖颈，仍住在梦花街的老人，还是习惯用这样的老办法擦汗解暑；已经搬走的居民家，工人正在拆水表，旧改征收经办人拎着一袋冰汽水跑进来分给众人饮，光是听到那“嘁”的一声开瓶声，燥热便下去一大半。

连续多日高温，但梦花街的条条支弄堂里，却有一种不怕暑热的忙碌在其中，为了抢抓工期，居民搬场和征收后续工作正同步进行。

“请扫场所码”，弄堂口的保安王师傅尽职地提醒每个急匆匆往里走的人。在这干了一年多，王师傅见过梦花街充满烟火气的过往，也因为参与抗疫、守护家园而对这里产生了特别的感情，“3月初搬走了三分之一，6月解封后，剩余的300多户人家也陆续启动搬迁，此后搬场车就没停过”，边说着话，他的眼神还是盯牢弄堂口，耐心地查看每个人的场所码。对他来说，岗位职责是要一丝不苟地守到所有人都搬走。

这两天，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我就生在这里”，梦花街是陈阿姨的娘家，也是她生活了六十多年未曾离开的地方。

推开一楼的红漆门，三家共用的厨房间最先映入眼帘；用高抬腿的步幅攀上陡峭的木楼梯，就到了二楼陈阿姨的家，一个房间兼顾了卧室、会客、餐厅等功能，其间的窘迫和“将就”可见一斑。之所以比邻居们搬得慢，是因为一套红木家具，“这是我母亲出嫁时的嫁妆，衣橱、五斗橱、梳妆台全是用上好红木打的，不能丢”。

她特地请经办人来家里看看，该怎样拆卸运输才能不损伤家具。经办人也尽责地跑上跑下，琢磨着是从窗口吊下去好还是经楼梯搬下去好，“征收所每个经办人负责30户左右居民，‘负责’就是从叩开居民家的那一刻起，一直负责到目送他们乘车搬离”。

如今，陈阿姨家里已搬空大半，床也拆开搬走了，但是为了照看着红木家具搬场，她这几天干脆直接睡在铺在地上的席梦思，用最后的一点辛苦换日后的甜：“房子已经找好，离‘老家’远了，但离女儿近了”，带着对故土乡情的眷恋，她和老邻居们就此挥别老城厢，大步迈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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