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俞平伯写过一篇《唐六如与林黛玉》的文章，提出以“葬花”为案例，“唐六如可以做黛玉底前身”；唐寅的《花下独酌歌》和《一年歌》两诗“却为（黛玉）葬花诗所脱胎”；唐寅的《桃花庵歌》与林黛玉的《桃花行》相比，“虽没有十分的形貌相同，但丰神已逼肖了”。（《红楼梦辨·唐六如与林黛玉》）俞平伯这样的论断发表后，随即就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郑振铎（署名“西谛”）的文章举出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中的警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为证，认为唐寅诗中所启示林黛玉《葬花吟》的警句不过是对刘诗的仿袭，因此黛玉葬花的原型在刘诗中，而非由唐寅开启。（《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葬花词（读书札记）》）胡怀琛则在郑文的基础上，对历代诗歌中的相关诗句做了进一步的梳理，举出了岑参、施肩吾等人相类似的诗语外，还上推到汉代无名氏的《薤露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胡氏认为，只要将此诗略改几字为“枝上花，何易稀？花落明年更复发，人死一去何时归”，这首汉代诗歌“那便完全和《葬花诗》相同了”。（《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林黛玉葬花诗考证》）

俞平伯的文章发表迄今已逾百年。百年以来，有许多新的文献发现，而且相关研究也日趋深广，因此，对俞平伯文中论断的问题的认识也相应更广泛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既有研究仍然是沿袭郑、胡二人的路径，即以新见文献指出“黛玉葬花”并非直接脱胎于唐寅事迹和诗歌，而是有着非常广阔的文学-文化源流。这种拘于文献—文字学的比拟研究，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却遮蔽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唐寅其人与“黛玉葬花”的精神殊异问题。从文章看，郑、胡二人均未质疑“唐寅葬花”轶事的可靠性，后来的学者也顺其道而行。日本学者合山究指出：“这确实是葬花的一个先例，只不过这则记事在文献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些问题。因为唐寅的《六如居士外集》是清嘉庆六年的刊本，在明代刊行的唐寅的文集类中，我们看不到这则记事。虽然如此，它的产生却未必就晚于《红楼梦》。据我所知，在清初刊刻的钱尚濠的《买愁集》(卷三“桃花庵”) 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我想这则逸事大概并非事实，而是后人对唐寅有名的《落花诗》的一种附会，但至迟在清初它就已经产生了。”（《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这是笔者所见的唯一质疑“唐寅葬花”轶事可靠性的文章，具有“点醒梦中人”的意义。该文至为重要的是指出：“唐寅葬花”未出现于明代刊行的唐寅的文集类中。

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邀文徵仲、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有时大叫恸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寅和沈石田韵三十首。（《六如居士外集》卷二）

在唐寅文集类书籍中，这个“唐寅葬花”的轶事，只载于唐仲冕编刻的《六如居士外集》。在此书之前，三度编刻《唐伯虎集》的何大成，于万历丁未（1607）编刻《唐伯虎先生外编》，其卷三“集伯虎遗事”数十条，但没有“唐寅葬花”条及相关记述。唐仲冕于嘉庆六年（1801）编刻《六如居士外集》三卷，其中卷二为“诗话”，“唐寅葬花”则载于此卷。在《诗话》中的数十条记述，多数署有文献来源，而这则“唐寅葬花”排在卷尾倒数几条中，没有署文献来源。在《买愁集》中，在这个故事之后，全文辑录了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韵》，而《六如居士外集》未录入此诗，代之以“寅和沈石田韵三十首”。这是两个文本中辑录“唐寅葬花”的唯一区别，此外，两本文字完全一样。因为在《六如居士外集》之前，“唐寅葬花”未见其他文献，唐仲冕辑录此条“唐寅遗事”当是本于《买愁集》。但是，为何此条不署文献来源，也许唐氏并非直接录自《买愁集》，而是间接得之，对于其原本不得而知。当然，也不排除唐氏对《买愁集》之书不以为然，故意略去。

俞平伯认为《葬花吟》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诸句系由《一年歌》诸句“脱胎而来”。然而，至少自唐代以来，《一年歌》所表达的“岁月不饶人”或“岁月催人老”的主题是普遍流行的，而且表达方式大同小异。比如，白居易的《和雨中花》中说道：“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几日供攀折？桃李无言难自诉，黄莺解语凭君说。”相比于唐寅的《一年歌》，白居易这四句诗无疑更可作为《葬花吟》之“脱胎”的原型。俞平伯没有注意到一个文献史实：在传世的唐寅诗文中（包括《花下酌酒歌》《桃花庵歌》《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没有“葬花”一词及相关表述，与此相符，在关于唐寅的志传中也没有相关叙述。作为唐寅的挚友，祝枝山受唐寅胞弟唐申（子重）之请，为唐寅撰墓志铭，铭中称其“放浪形迹”“奇趣时发”，并说：“子畏罹祸后，归好佛氏，自号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坞，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唐伯虎墓志铭》）设若唐寅当时真有“葬花”之举，祝枝山又是“个中人”，岂有不将如此新特雅韵之事表彰于此墓志铭中之理？

在始刊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的《醒世恒言》中，冯梦龙的拟话本小说《灌园叟晚逢仙女》塑造了一个爱花、惜花、葬花，与花共生命的“花痴”人物秋先。“若花到谢时，则累日叹息，常至堕泪。又不舍得那些落花，以棕拂轻轻拂来，置于盘中，时常观玩，直至干枯。装入净瓮之日，再用茶酒浇奠，惨然若不忍释。然后亲捧其瓮，深埋长堤之下，谓之‘葬花’。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必以清水再四涤净，然后送入湖中，谓之‘浴花’。”秋先惜花志诚，代花乞命，为了护花而遭受了恶霸张委、张霸父子的欺凌、迫害之后，不仅得到司花仙子的救助，而且最终功行圆满，被上帝封为“护花使者，专管人间百花”，升天成仙。

在中国文学史中，“葬花”是一个历史悠长的诗歌意象。南朝庾信撰有《瘗花铭》，“瘗花”就是“葬花”。唐宋诗人则以“葬西施”喻“葬花”。如韩偓《哭花》诗说: “曾愁香结破颜迟，今见夭红委地时。若是有情真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元代的宋无《绿珠》诗：“红粉捐躯为主家，明珠一斛委泥沙。年年金谷园中燕，衔取香泥葬落花。”则出现了“葬落花”的表述。这些诗文中的“葬花”主体，是无情摧残而致花殒落的风雨或日月，或可概言是无情做恶的天。在《灌园叟晚逢仙女》刊出之前，未见有以人为葬花主体的诗文。元代倪瓒遗事中，有记述他令仆人洗梧桐的故事，而张端在墓表中说：“（倪瓒）斋前植杂色花卉，下以白乳甃其隙，时加汍濯。花叶堕下，则以长竿黐取之，恐人足侵污也。”（《云林倪先生墓表》）倪瓒行事以怪异的洁癖著称，他对花卉的纯洁的维护是出于追求一个清洁的生活环境。倪瓒还不是（甚至也不可能是）一个“葬花人”。但是，倪瓒的“洗花”行为自然对“花痴秋先”具有“结胎”意义。在《灌园叟晚逢仙女》里，“花痴”秋先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葬花人”形象，他是冯梦龙对既往葬花意象的深刻转型和人化-人情化结晶。

先出于《买愁集》，后载于《六如居士外集》的“唐寅葬花”故事，显然是后世仿袭“秋先葬花”而附会于唐寅。秋先种牡丹，唐寅亦种牡丹；秋先在花下赏花饮酒，唐寅则聚友浮白于花下；秋先因为园中牡丹被张委、张霸父子野蛮糟蹋而恸哭，唐寅则在花下“时而大叫恸哭”；秋先将干花装入净瓮，亲捧其瓮，深埋于长堤之下，唐寅则命女童仆将落花装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唐寅之葬花，与秋先大不同的是，他不是亲手而是命仆人操作拾花、盛花和葬花诸过程。相比于秋先的亲手亲为，唐寅的“葬花”显示更多的也许不是对落花的痛惜和珍重，而是一种阔公子般的风雅仪式，与其“大叫恸哭”的表现是大相径庭的。

其实，唐寅在其《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中是屡屡表现了对落花的悲悯和沉痛之感的，其中一首道：“桃花净尽杏花空，开落年年约略同。自是节临三月暮，何须人恨五更风？扑簷直破帘衣碧，上砌如欺地锦红。拾向砑罗方帕里，鸳鸯一对正当中。”这一首的情调、语句确实很近于林黛玉的《葬花吟》了，但是，它又并非葬花诗。“春尽愁中与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风。鬓边旧白添新白，树底深红换浅红。漏刻己随香篆了，钱囊甘为酒杯空。向来行乐东城畔，青草池塘乱活东。”这是《和落花诗》的另一首，这一首诗表明唐寅式的伤春悲花真正着眼的只是红消香残的春景如何成为酒乐的场景。这样的态度，其实在他的《桃花庵歌》和《花下酌酒歌》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和直率。“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庵歌》）“好花难种不长开，少年易老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花下酌酒歌》）唐寅于落花所感，自然也是人生苦短，脆弱易逝如娇花。但他所企盼和张扬的是及时行乐，买醉忘忧。由此，所谓“唐寅葬花”的故事，其浅陋地牵强附会就自不待言了。

与所谓“唐寅葬花”的似是而非相反，秋先“若花到谢时，则累日叹息，常至堕泪”，“亲捧其瓮，深埋长堤之下”是与林黛玉之葬花有真正的精神相通的。宝玉见“落红成阵”，“恐怕脚步践踏了”，则将落花抖落入池水中——这令人想起倪瓒以清流汍濯落花的情节。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与秋先以瓮葬花不同，林黛玉以绢袋葬花，这样的不同，是很符合两人不同的性别身份的，而且显示了秋先之刚、黛玉之柔。再进而言之，他们共同的是要维护落花的纯洁，不同的是，黛玉还期盼葬花日久“随土化了”——这对葬花的迁化的期盼表现了对花更为深刻的生命共情，是一种庄子式的万化无极的生命哲学投射于香消骨碎的落花。《葬花吟》结尾道：“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林黛玉在自我生命与落花的共情中，并不认为当下的陶醉可为一消愁的途径。她不企盼一个现实或梦想的辉煌归宿。“锦囊收艳骨，净土掩风流”，她只是在如此简朴、卑微的葬花中规划着自己脆弱的归宿——微弱但坚贞的纯净之归。这当然与后世所附会的夸张造作的“唐寅葬花”云泥之别。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至少三次提及唐寅（六如、伯虎）。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曹雪芹将唐寅纳入正邪两气共赋的奇才之列，与古代的许由、陶潜、阮籍、唐明皇、秦少游等和近世的倪瓒、祝枝山等同列。第五回，贾宝玉在梦游太虚幻境之前，进入秦可卿的卧室，“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第二十六回，薛蟠笑道：“你提画儿，我才想起来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画的着实好，上面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是‘庚黄’。画的真真的好的了不得！”宝玉琢磨后才知道，薛蟠识字少，误将“唐寅”认作“庚黄”了。由此可见，曹雪芹对唐寅的特别推崇，他撰写《红楼梦》受到唐寅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曹雪芹对他所推崇的先贤的吸收和发挥，是综合的、融化的，而其表现形式则是不拘一格、千变万化的。在第23回，曹雪芹以舞台化的叙事，先后以读《西厢记》和听《牡丹亭》两个情节直观而且隆重地展示了他对这两部经典戏剧的喜爱和推崇，而黛玉葬花则在剧中的春情和自然的春天交织中首次诗意地展开。第23回是大观园开篇第一回，是全部《红楼梦》的正剧开幕。曹雪芹做这样的开幕，意旨是将林黛玉的生命悲情熔铸在元明戏剧文学的至情诗境中，是汇现实的生命感与艺术的诗意理想于一炉。显然，就其文学-文化资源论，《西厢记》和《牡丹亭》是明演，而《灌园叟晚逢仙女》是暗示。而唐寅等人的影响，是更加化于无迹的。若拘于文字且不加考辨，则不可避免“黛玉葬花脱胎于唐寅”式的穿凿附会。

按：本文所论，皆以曹雪芹原著八十回为本，对高鹗（或无名氏）所续后四十回不予讨论。

2023年仲夏，酒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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