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2013年2月19日文汇报·笔会

原题“谈方言”

中国地方大，方言多。我是广东人，大家说我讲的是广东话，其实广东话这说法不准确，应该称为广州话。广东话还包括潮州话、客家话等等，但在广东各大城镇，不同地方的广东人碰在一起也讲广东省的省话，也就是广东省的交际语——广州话。我小时候在广州，大家讲的都是广州话。那时候也提倡国语，学校特地从北平请来一位北京人教我们国语。可是没有讲国语的环境，我们除了学会注音符号，没学会国语，倒是那位北京老师学会了广州话。

我每年暑假回家乡——广东省鹤山县旺宅村，到那里一看，简直各个村子都有各自的方言，我们旺宅村和周围的古劳、麦村……说的话大不相同。例如广州话"我"读ngo，可是旺宅村读成ngai，也有村子读ngoi什么的。"我"怎么会读成ngai，倒像是英文的I呢？我长大后在上海图书馆读《鹤山县志》，得知鹤山任姓是从浙江金华迁徙过来的。我不知道金华任姓"我"读什么，但我的老友任大星是萧山人，萧山离金华不远，他初到上海时，"我"说成nga，倒跟我们旺宅人的ngai接近，可能就是这样的来历吧？

解放前人们很少南来北往，交通也不发达，只要看上海到广州当时就无直达火车，要在武汉转车就可知一斑。我们从上海到广州都乘轮船到香港再到广州。方言也因人口流动少而很少变化。

其实旧上海何尝不是如此，大家讲的上海话也是上海不同地方人的交际语。苏州人、无锡人、常州人、宁波人在上海就尽量用上海话来交谈。我母亲颇有点语言才能，她从小在上海，上海话说得标准不用说，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和绍兴话，因为她爱跟左邻右舍打交道，我的奶妈又是绍兴人。但是我母亲一句国语也不会说，说明国语在旧上海并不普及。

我会三种方言。我童年在广州，从小家里讲广州话，因此我广州话讲得最好。我虽生在上海，但五岁离开，十几岁回到上海时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说，只好从头学。我为了写作，当然要学好普通话，甚至大听相声学北京话。长期以来，我在家里跟父母说广州话，跟老婆孩子说上海话，到外面说普通话。我是文字改革工作者，我重新学上海话和学普通话都是通过拼音学的。过去有拉丁化新文字，既有普通话拼音方案，也有上海话拼音方案，我就照这些方案学。我可以拍拍胸口说，我的上海话、普通话发音是标准的，可是说出来就有点生硬了。要把方言说得地道实非易事，我现在听评弹，听越剧，还细听其发音，觉得要说好方言谈何容易，特别是苏州话，连那个a音我也学不像，太不好学了。

解放后人们南来北往，我们南方人看来非会两种方言，即家乡话和普通话不可。中国人应会两种方言这话，鲁迅先生好像就说过。解放后推广普通话成绩极好，这是大好事。但有一件事却需要赶快做，即把方言记录下来。已有人提出重视上海话，这很好，但不仅大方言要重视，小方言也应重视，方言也是文化遗产，应该保存。我首先就希望快点把我家乡鹤山县旺宅村的方言记录下来。但愿还不太晚，因为我离家乡已半个世纪，这段时间变化太多了。过去从广州要坐一夜渡船回乡，据说现在只需坐两个小时长途汽车就到，我怕我家乡的人已经都在说广州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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