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沪上一旧家所蓄英文书散出，我见其中有一册为文人、藏书家周越然（1885-1962）旧藏，便订下了。当时上海尚在岑寂之中，邮路未通，窃思此是何等微末之事，也未曾催问。过了半个多月，书居然寄来了。

这是常见的“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的一种：英国诗人、小说家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著《希腊英雄传》（The Heros）。是书写柏修斯、忒修斯等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事迹，叙事尚称简明，适合少年阅读，1955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就印行过吕天石等的译本，近年的新译则不止一个。

1910年的这一版《希腊英雄传》，倒与寻常的“人人丛书”本略有不同，道林纸精印，所配插图亦精。书中未写插图为何人所绘，我查了后印本，已注明是T.H.Robinson画的。这位托马斯·希思·鲁宾逊（Thomas Heath Robinson）虽不如他同为插画家的兄弟查尔斯·鲁宾逊、威廉·希思·鲁宾逊有名，但据我看，他的画作却似更有品位些。他画的男子身姿之矫健、女子体态之婀娜，都难得的不俗气，大片的黑色调用得尤其好。今年四月国内出版的《欧美插图黄金时期作品选》，选了查尔斯和威廉的画，而未选托马斯的，或许算遗珠之憾。

托马斯·希思·鲁宾逊绘《希腊英雄传》插图

周越然在《希腊英雄传》上签的名是Tseu Yih Zan，若不熟悉他民国时期编纂的那些英文读物，是绝难从这个签名拼出“周越然”三个字的——我能轻易得到这册书也以此。周越然旧藏的线装古籍，近年拍卖会上每有出现，而他收藏的西文书却极少见，此前我只见过苏州的曹彬先生2016年购入的一册，是约翰·玛西的《世界文学史话》（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上面的英文签名，笔迹与我买到的这册非常相似，连向上倾斜45度角都一般无二。不过，那册上有周越然的中文题识一句，更名贵些。《希腊英雄传》上另有一红色花押章，似是“ML”两个大写字母，疑为比周越然更早的书主人所钤。

周越然署的日期“21/4/28”，却令我一见即大呼头痛。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四种可能，难于遽断。按英国人的习惯，它应该是1928年4月21日，可那会儿的国人常用民国纪年，如民国二十八年也可以写“28”，因此，它也可能是1939年4月21日。此外，若书写者是按中国人的习惯顺序，它还可能是1921年4月28日，或循民国纪年，则是1932年4月28日。正在为判定日期犯难之际，我猛然想起曹彬先生购藏的《世界文学史话》上周越然的那句中文题识：“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购于上海二马路伊文思，实价四元。”Eureka！我像从澡堂子里一跃而出的阿基米德一样喊了句：我找到了！

为了解与此小问题有关的语境，且让我们先读一下周越然对其西文藏书罹厄的记述：

我第三次亡书，在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二八事变中。当时我家（作动词用）闸北天通庵路，藏书的几间屋子叫做“言言斋”。炮火连天的时候，房屋同书籍，均遭了殃。除国籍一百六七十箱不计外，我所损失的西籍总在三千种或五千册以上，其中五十馀种，系绝版者或稀罕者。（《购买西书的回忆》）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攻打闸北，这是“一·二八事变”之始。周越然在《逃难记》一文中回忆事变前后的经历，曾写道：“我的自建房屋，大概在二月八日与十六日间被焚——或为炮火，或为放火，原因至今不明。”不用说，这也是言言斋藏书的一次大厄。

我们回头看周越然记在《世界文学史话》上的日期——1932年3月22日。此时距“一·二八事变”之起尚不足两月，也是周越然房舍、书籍俱被焚毁后的一个多月。按历史记载，1932年3月3日，中日双方停战，3月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一·二八事变”才算尘埃落定。也就是说，当周越然在专售西籍的伊文思书店里淘书时，停战会议都还没开呢。

现在再看《希腊英雄传》上的“21/4/28”这一日期，实际上，只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在周越然购入《世界文学史话》的三十七天之后。两册书购买的时间非常接近，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两个英文签名如此相似。

了解了周越然购书的背景，又令我们有可能进而理解周越然购书的动机。因为老实讲，《世界文学史话》也好，《希腊英雄传》也罢，对深嗜西文书的人来说，都只能说是极普通的书，且程度不高。那么，当时已经四十六七岁、读英文读了半辈子的周越然何以要买这样的书？原因很简单，就像他在《逃难记》里写的：“自己的房屋及其中一切，都被毁了。那么当然非重做人家不可。”嗜书人的“重做人家”，当然就是在战火硝烟渐次消散之际，便忙不迭地买起书来，而且是从头买起，哪怕是习见之书、通俗之书，也照样买、买、买。

周越然在写于1944年8月10日的《购买西书的回忆》中称，他所藏西书，“虽然已在一·二八时遭劫，但一·二八后补购的亦属不少。我家中现有者，总在一千五百种以上——大部分为文学书，足供我年老时的消遣。”换言之，在劫后的十二年间，周越然又购入超过一千五百种西书，也就意味着，平均每年买的西书达一百种以上。考虑到当时外文书价格颇高（“实价四元”即不便宜），能保持这个购入频率，足见周越然在藏书方面的嗜欲至老未衰。

既然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周越然的西文藏书又已达一千五百种之多，那为什么流传到今天、有周氏签名的西书却如此之少呢？我想到一种解释，那就是，或许周越然本无在西文书上写名字的习惯，而他之所以会在《世界文学史话》《希腊英雄传》上签名，只是因为那会儿的他，藏书荡然、旧习难除，胸中对新得之物有份格外的珍惜罢。嗣后生活平静，新籍不断加添，也就不再有一一题写名姓的兴致了，想亦是人情之常。

探究完书背后的种种，我轻抚着《希腊英雄传》的烫金书脊，似乎比之前更增了一分欢喜。毕竟，在炮火战乱、赀财俗务、爱恨嗔痴之外，尚有一小片安静，可在书里觅得。读书人或因此而不难有异代相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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