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电影她比较满意的，如郑正秋编导的《姊妹花》，已成为她的经典之作。……还有《狂流》、《脂粉市场》等也都是她认为比较好的影片。她对黄子布（夏衍化名，她一直称夏衍先生为黄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她认为明星公司是在黄先生等加入后才真正拍了一些有文艺价值、有水平的电影。”

“在离开香港到达曲江，她婉谢了李汉魂将军代表国民政府发给她的两万法币赠款，她说：‘当时杜月笙、谷正纲、孔祥熙乃至电影界的黄子布（夏衍）、司徒慧敏等人都是认识并有来往的，戴笠不过是其中一人，也并不是特别的一人，……’”

夏衍和女儿沈宁， 摄于1960年代

“1987年，我（作者刘慧琴）回国见到夏衍先生，我和他的女公子沈宁是多年挚友，我住在夏公家，犹如家人。夏公很关心胡蝶，频频询问胡蝶在海外的生活起居，并提出请胡蝶回国定居。夏公说，胡蝶是个好人，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贡献。……我向胡蝶转达了夏公诚挚邀请的盛情。我难得见到她如此激动，眼眶里有泪水闪动。”

这几个段落，摘自刘慧琴的《写在〈胡蝶回忆录〉再版前》一文，她是胡蝶生前最后的挚友及回忆录的整理者。我用了几个小时拜读完这本书，阅读的过程是愉快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兴致盎然。

胡蝶对我祖父的称呼保持着黄子布——黄先生这件事，起源于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32年5月，左翼电影小组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辑顾问，我祖父是组长，从那一刻起，红色基因注入、渗透到中国电影业里。这几位左翼人士的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明星“三巨头”之一、也是钱杏邨的同乡周剑云邀请他们加入“明星”，并且保证不暴露其政治身份，分别都起了化名，这之前，“文委”开会讨论过，且得到了瞿秋白的同意。在这些前提下，胡蝶与黄先生结识了，并有了后面的合作。

本文作者与祖父夏衍，摄于1970年代

“明星”老板张石川的女儿张敏玉始终跟我们家保持着“串门式”的常来常往。她晚年对我讲起来，也是说，明星公司对我爷爷这些新文化人是待若上宾的，他们会去张石川的家里讨论剧本，那时候她还是孩童，已上过大银幕，我爷爷抱着她坐在身上谈剧本。可见，左翼电影人与公司老板的关系是和谐的，春风化雨的，左翼人士有他们的政治主张，而老板们有他们的“生意经”，在两者不冲突的情况下，坐下来还是客客气气，彼此尊重的。

这样的交情在明星公司结束以后也一直保持着，抗战中，“……时于雾重庆话剧演出，某日，我（黄宗江）化了妆在后台，听人说胡蝶在台下看戏，……事后，与夏公（衍）闲步，他淡淡地说起，曾在街头遇胡蝶。胡蝶说：‘黄先生（子布）侬也来啦重庆？’”

1947年9月3日，我祖父自香港写信给张石川，信的内容是谈对一个电影剧本的意见，写信的年份是摧枯拉朽的前夜，经过一场抗战，他们两人的个人境遇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是信的抬头依然是“石川兄”，落款是“弟子布”，保留着“明星”时代的痕迹。这封信，张阿姨在临终前交给了我保存。

我祖父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上海市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时候，周剑云仍是他办公室常来走动的“座上客”，直到他赴京任文化部副部长。

再回过头来说，当时左翼文化人进入电影界的背景，大时代的潮流是淞沪战争之后，民众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九一八”后从北平传来的打油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尽管胡蝶公开登报辟谣，但客观上对明星公司造成了被动的困境。电影界内外对《火烧红莲寺》这类怪力乱神影片的深恶痛绝，连胡蝶本人也说：“这是我最想忘掉的一部电影。”同时期的“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罗明佑摆明了要与此风气划清界线，拉着导演孙瑜拍出了《野草闲花》。这股文艺片的清流，逼得老牌的明星公司终于坐不住了——左翼同样也是张石川的“生意经”。而新文艺运动冲击电影界是势不可挡的潮流，这一点，田汉是很有预见性的。

“明星”的辉煌是30年代中国电影的辉煌，同时“明星”的辉煌也成就了胡蝶的辉煌。这一势如破竹的盛景，在1933年，也就是左翼加入的第二年，达到顶峰。

1935年，从2月份到7月份的欧洲考察之旅，无疑是胡蝶辉煌人生中的高光绽放，她得以跻身于世界文艺名流之列。这部回忆录对此用了巨大的篇幅详尽叙述，构成了全书最有分量的一部分，其价值远远超出胡蝶对影片创作和角色塑造的记述，足以见得此次欧陆之行在胡蝶一生中的重要性。胡蝶之所以被举荐成行，除了有戈公振的主推外，“明星”在电影界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及胡蝶在“明星”的头牌地位才是重中之重的原因。

中国电影业的第一次辉煌来得并不晚，与好莱坞摩肩接踵。辉煌的标志之一，是以三大公司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产业化雏形已成规模，这当然与各公司掌门人的价值取向有关。我祖父在他的《懒寻旧梦录》里是这样分析三大公司的巨头们的：

“这三家中，按当时的情况，‘联华’算是比较开明的，它的主持人罗明佑是基督教徒，后台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不拍色情片和《火烧红莲寺》之类的武打片，也有了孙瑜、沈浮、卜万苍、谭友六这样的导演。天一公司（也就是现在在东南亚和香港电影界很有势力的邵氏影业公司的前身）的老板邵醉翁，在三家大公司中可以说最保守，他是宁波人，上海话说‘算盘打得顶精’，只要能赚钱，什么片子都拍，……至于明星公司，则张、郑、周三位过去都和‘文明戏’有关，郑正秋是文明戏的编剧兼‘名演员’，以‘言论老生’闻名，周剑云是‘剧评家’，有事业心，也比较开通，张石川则一般说来在政治上是一个中间偏右分子……”

由此，三大公司形成了中国电影的三大流派，传承了几代电影人。以罗明佑、吴性哉“联华”引领的文艺片路线，从早期的大中华百合到“联华”、“联华”二厂，再到战后的“文华”，其代表人物为导演孙瑜、费穆、阮玲玉，及战后以“苦干”为基础的黄佐临、桑弧、石挥、李丽华等；以“天一”为一脉的娱乐片模式，从上海发展到东南亚，最后落脚在香港的“邵氏”，拥有了李翰祥这样的票房大导演。这一脉很顽强，生存期也最长，具有电影活化石的意义；相比较打新知识分子和城市文艺青年牌的“联华”和娱乐大众的“天一”来说，“明星”走的是寓教于乐的正剧路线，代表着社会主流的最大公约数。这一由“明星”开创的文艺传统，延续影响了几代电影人，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再到后来的谢晋，一脉相承，基因强大，体系完整健全。而胡蝶的“母仪天下”的形象做派，正所谓“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与传统正剧的“大青衣”气质不谋而合。

因此，胡蝶的应运而生不是偶然的。她崇尚电影的教育功能，可惜她在自己的总结中，缺少了些对表演艺术到位的分析。伴随着电影业的发达，当年上海的电影类杂志画报作为媒体同样迎来了鼎盛时代，胡蝶当时占据了媒体上最多的版面，最重的位置，最长的时间，几乎无人可及，是群星中最夺目的一颗星。当然，这跟明星公司的强势营销也是不无关系的。

张敏玉阿姨说，胡蝶在“明星”人人都喜欢，阮玲玉则正好相反。小童星张敏玉是胡蝶的合作者，在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里饰演红牡丹的女儿。她在回忆胡蝶时说过，有声片以后，胡蝶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她会讲北京话，而阮玲玉却张不了口，走到了末路。另外就是胡蝶的拎得清、会做人，不仅在老板们中吃得开，在片场场工中也很得人缘。

胡蝶的情绪管理能力远远超出一般人，她的会做人跟她的端庄大方的外貌一样有口皆碑、为人称道。甚至，那些口碑给人留下的印象超过了角色，这一点，也恰恰与阮玲玉相反，阮玲玉的默片形象是定格在银幕上的，永恒的。

而关于“人言可畏”，胡蝶虽然可以避免阮玲玉式的悲剧，却依然逃脱不了相同的遭遇，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北平与张学良共舞的打油诗之外，伴随了她一生的就是与戴笠的关系。

吕恩阿姨的丈夫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她是“二流堂“成员，一直叫我爷爷奶奶“干爸爸”和“夏妈妈”。私下里听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戴胡的关系是谣言，私生女更是无稽之谈，胡蝶由于宫外孕流产丧失了生育能力。为此，吕恩还做了一篇专访为胡蝶辩诬。在《回首——我的艺术人生》（吕恩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里，吕恩描述过在重庆大后方时真实处境下的胡蝶。即便是这样，胡蝶仍旧是背负着这一谣言走完了这一辈子，她的会做人的本领都不能帮她躲过这场宿命。

“明星”在“八一三”上海战役的炮火中成了一片废墟，从此，胡蝶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她的事业高峰、经济优渥、生活幸福都留在了战前的旧上海，一去不复返。

逃亡、避居、重操旧业、移民、客死他乡……是胡蝶后半生的崎岖，直至洗尽铅华。当刘慧琴转达我祖父对她回国定居的邀请时，她是激动的，毕竟在故国还有一位老朋友在惦记着她。

但她是上个世纪老派的淑女，无奈之中依旧保持着有尊严的理性：“好是好，只是儿孙都在这里，我已是个无用的老人，怎能再去增加国家的负担。怕只是梦里几时寻，只能终老他乡了。”

不到两年的光阴，一场人生的大戏落幕于温哥华，“蝴蝶要飞走了……”

2022年大年初一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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