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的江南，是个温暖的地方；山青水秀的松江，是个美丽的去处。在此仰看柔山，俯看软水，家园就是花园，散步便是游赏，家门口的风景，江南诗意栖居。而悦读松江，摇万橹过千浜，蓦然回首，江南深处，是我故事中的故乡。

江南灵动，心有灵犀一点通。爱读古贤写江南的诗词歌赋，更喜欢白居易的《忆江南》，尤其是那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诗句中的红、绿、蓝，斑斓走心。联想上海三大文化品牌，三种底色交融，即江南文化的“绿”，海派文化的“蓝”，红色文化的“红”，层层叠加又层层递进，共同酿厚上海文化基底。感怀松江载誉“上海之根”，感悟白居易的《忆江南》，难免会由此及彼，于云卷云舒中生发“一样春风仍浩荡，两般情思总缠绵”。

一

在红色基因、海派魅力、江南风韵交相辉映的上海，回望古老的松江，五茸生乡愁，十鹿九回头，情思缠绵，一头相牵从哪里来，一头相系到何处去的历史之问，连点成线。打开松江这本书，答案在一个个脉息点中清晰显现：海上松江，根植江南。

先看华亭始出，吴地是其故土家园。史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封陆逊为华亭侯，华亭最早见于《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历史上的吴地，系钱塘江以北的太湖流域；而狭义的江南，系浙北和苏南地区。进一步说到吴越并称的吴越文化，实与江南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文化具有流动性和辐射性，很难圈定江南文化的确切范围。从松江话是上海话的“来源”和上海方言属吴方言区太湖片中得到启发，以为江南文化圈，可以用吴语覆盖区域作一大致界定。还有舌尖之旅，品鲜生百味、水生万物的江南美食，也能收获江南味觉上的文化归属感。松江古贤唱叹的那句“鲈蟹熟时秋正好，放歌载酒白云边”，就让我想到了云间乡音和至味，“莼鲈之思”品不够。

续看华亭置县，吴郡是其政区归属。“郡县治，则天下安。”县一直是我国历史上的基础行政区划。唐天宝十载（751），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划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置华亭县。唐置华亭县，是上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起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地区古来归属不定、建置多变的情形至此终结，当地人始有“华亭籍”文化身份；二是华亭县疆域的划定，为以后的上海市版图奠定了基本框架；三是华亭置县，拉开上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开启了从华亭县到松江府至上海市的发展历程。然而，无论是北宋唐询作《华亭十咏》还是多部《松江府志》记华亭或松江府由来，都会重复表达一个意思：“华亭本吴之故地”，或言“松，故吴之裔壤”也。

再看松江划归上海，续谱江南新章。民国元年（1912）撤销松江府，1914年华亭县改称松江县。1949年5月13日松江解放，隶属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1952年改隶江苏省松江专区，1958年3月江苏省松江专区撤销，松江县划归苏州专区，同年11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松江等7县由苏州和南通专区划归上海市。上述可见，从知华亭为乡邑名算起，距今已有1803年；从华亭置县起算，距今历时1271年，而松江区的前身松江县，划归上海市管辖仅为其中的后64年。所以，风起海上，潮涌浦江，当下情深似海的松江，回首前世今生，一方水土，得益于江南文化长期浸润，江南情怀，一往情深。

二

松江地处苏州与杭州之间，山水之歌唱苏杭，同脉同源忆江南。明代施绍莘《西佘山居记》：“吾松水肤而山骨，而林木修美，更为之衣裳毛羽焉。盖分秀于天目得其骨，借润于震泽（太湖）得其肤。”追寻松江山水脉动，同样有三个看点令人过目难忘。

一是松江区境内西北部有十几座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小山丘，谓之九峰十二山，其中以小昆山、横云山、机山、天马山、辰山、佘山、薛山、厍公山、凤凰山等九峰最为著名，峰峰皆有十景，古以“九峰特著”而载誉史册。史载松郡九峰，乃浙江天目山余脉。天目山名，画龙点睛；龙脉相传，便有了“龙驹”天马山，“凤雏”凤凰山，祈祥华亭，佑护云间。明正德《松江府志》载：“府境诸山皆自杭天目而来，累累然隐起平畴间。”崇祯《松江府志》云：“东海龙脉遇海而止，元气蟠升，发为柔中之刚。”九峰婉娈，诗情灵动，画意柔曼，曾是当地和寓居墨客浓缩“山丘江南”、图画江南山水的模特。元代黄公望在横云山上筑“黄公庐”，图画与《富春山居图》同为代表作的《九峰雪霁图》；明代董其昌诗叹：“九朵芙蓉堕淼茫”，感作《九峰招隐图》；还有凌岩、钱惟善、吴梅村等都曾写过《九峰》组诗。“积玉昆冈绝代无，读书台上赋吴都”，不仅是深刻在小昆山上的二陆文化印记，而且是江东陆氏家族由尚武转向崇文的一个江南文化标识。在小昆山上观赏“雨歇九峰争献翠，风回三泖远呈澜”，别有一番江南意境。

二是松江名源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水名吴淞江，其次是由水名而来的地方名称松江府、松江县、松江区。长期生活在上海屋檐下，有时反而淡忘了江南。饮水思源，太湖是江南的母亲湖，吴淞江是孕育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最早的源头，出自江苏吴江县城以南的太湖口，中以北新泾为界，下游流入上海市区俗称苏州河。唐末以前，本地水系自太湖分流，《禹贡》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吴淞江即为三江之一。明代“黄浦夺淞”，吴淞江遂成黄浦支流。流水如歌的吴淞江，诉说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女儿”长大了又成为上海母亲河的故事。故事里的吴淞江在上海留下了水名苏州河，还有地名松江，为水土交融的“水乡江南”，增添了生生不息的历史回味。

三是清道光年间始称江的黄浦江，是上海的黄金水道和主要水系。松江位于黄浦江上游，水流呈东西走向，过闵行吴泾第一湾后转向为南北流淌。人们熟知上海有浦东浦西，却不一定知道上海的浦南浦北，就在松江区境内。《松江县志》记“黄浦江三大源流一一斜塘、园泄泾、大泖港均在本县西南部，上受淀山湖、浙北等处来水，经黄浦江下泄江海。”故，松江曾有“浦江之源”的说法，后改为“浦江之首”。这一改动，令人追寻黄浦之源在哪里？明崇祯《松江府志》载黄浦云：“其源受杭州、嘉兴之水，起自秀州塘”，迤而东，折而北，合吴淞江，再折东北行，以入海。这个海，便是浩瀚的东海。由此想起了古今两个人的诗句，一是元末寓居松江的杨维桢诗叹：“大江如龙入海口，青山似凤来云间”；二是开国首任上海市长陈毅诗云：“江流关不住，众水尽朝东”。

三

江南文化中最接地气的莫过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地方风俗。长期以来，松江风俗不仅是当地百姓的生存方式，而且规范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和精神追求。在松江地域所涵养的江南风俗文化中，既有固守农耕文明的相对稳定性，又有顺应时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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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松江是我国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府城为全国33个工商业重镇之一，明中叶以后，松江府各地市镇空间分布密度空前提升，为江南之高，全国之最，重商敬商风气盛行，农民纷纷向非农领域转移。华亭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录了晚明之际的时风情形，云：“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因此，崇祯《松江府志》记风俗有谚相传，谓之“松江齐”，亦即府域东北向为海商驰骛之地的上海，与城乡风俗相互渗透的松江府城，和以耕织为业的乡村风俗林林种种，应有皆有。但耕读传家，尊师重教，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的松江，“士奋于学，民兴于仁”的尚文风俗，始终主导一方。

总体来看，松江风俗顺应江南文化发展趋势，踏着人往高处走的节奏，在似浙、近苏、靠沪的一路转向中，以“三步曲”的旋律，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据《松江风俗志》载，唐置华亭县后，当地风俗变化趋向进程大体有三：一是元置松江府之前，华亭隶属秀州（今嘉兴），故“土风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当地民风民俗总体趋向浙江邻近地区。这与大运河开通后，杭州至唐中后期已成为著名的商贸大都市，“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尤其是宋室南迁，建都临安（杭州），距松江不过百里之遥的文化幅射有关。二是元置松江府之后，特别是明清两代，民间习尚转向苏州。这与明中叶后，苏州万商云集，人文荟萃，成为江南经济文化中心有关，如唐寅《阊门即事》诗云：“世间乐土是吴中，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处方言总不同。”同时又与明清时期上海有“小苏州”之称，吴淞江俗称苏州河，以及我国第一部苏州方言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出自清松江府娄县人韩邦庆笔下等形成了相互印证的历史写照。三是上海对外开埠后，松江风俗受上海风气影响而变化，逐渐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与发轫于19世纪后叶，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得到新的熔铸与升华的海派文化，引领和推动江南文化扬长发展有关。苏智良教授对新时代海派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从国际都市的开放性格、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自律守信的契约精神、包容务实的处世之道等五个方面作出了系统阐述。纵观而论，唐置华亭县以后的松江风俗转向进程，以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不断嬗变，反映出江南文化在大城市作用下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力。从一定程度上看，历史上的松江风俗三度趋近走向，是江南文化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

四

自古以来，松江济济多士，文人多出，受诗书熏陶渐染，人文气息浓郁。近有学者用“重文采、重创变、重实用、重气骨”来概括江南文人士大夫的品格特征。由此，想起了生活在晚明的华亭人陈子龙。若论文采，他既是“明诗殿军”，又乃松江几社领袖；若论创变和实用，他走在时代前列，是反思空谈误国、力推经世致用实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若论气骨，他被俘后坚贞不屈，临愿沉水殉国，也不降清变节。这等忠烈气骨，令后世敬仰，乾隆四十一年（1776），追谥陈子龙为“忠裕”。

明末改朝换代之际，松江涌现出了一批平时文质彬彬、危亡时大义凛然的忠肝义胆之士，如守城被破，坐于雪交亭下从容赋《永诀词》，自缢而去的华亭人张肯堂；以文学造诣和民族气节载誉江南的华亭人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工文章、精书法的华亭人李待问，守护松江府城东门，临死犹告清将不可残杀民众。还有与陈子龙、夏允彝同为松江“几社”创始人的徐孚远，少年时与子龙、允彝言志：“百折不回，死而后已。”据《台湾通史》记，郑成功收复宝岛台湾，徐孚远随之入台。他的诗风苍劲雄浑，充满凛然豪气，著有《钓璜堂集》二十卷，《交行摘稿》一卷。有学者撰文称，徐孚远的诗词对于清一代台湾诗词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桃花》诗云：“海山春色等闲来，朵朵还如人面开。千载避秦真此地，问君何必武陵回。”上述可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山骨水肤，化育道义砥砺、内敛坚韧的侠骨柔情，彰显江南士人柔中带刚的家国情怀。

说到“最江南”或“醉江南”，又着实感叹了一番。早就知道中国古代织、绣领域，曾涌现出三位伟大女性，即南宋缂丝名家朱克柔，元代棉纺织业革新能手黄道婆，明代顾绣杰出代表人物韩希孟。不过，以往都是分开来读，独立去想，直到串联起经纬交织的故事，才知织、绣江南好风光的三位织女绣娘，是名符其实的“云间三女”。用今天的话说，她们都是上海女人。南宋朱克柔是华亭人，元代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人，明代韩希孟是松江府上海县露香园顾家女眷。她们之所以是“最江南”的杰出女性，在于其匠心之作，体现了江南文化上的精益求精，织绣出了“醉江南”的精美品质。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话说松江，江南故事流成河。松江有条重不过百克的鲈鱼，俗称“四鳃鲈”，乾隆下江南品之，赞为“江南第一名菜”。菱是江南水乡物产，松江草长浜水红菱擅美东南，施蛰存《云间语小录》记：“釆菱者多少女，坐木盆中，浮游菱蔓间，时讴小曲，清婉可念，是曰菱歌。”这幅溢于言表的江南画面，灵动传神。亭亭玉立在松江老城区的北宋方塔，既是上海现存最古老的一座佛塔，又被誉为江南造型最美的塔；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感言：“松江方塔如今就像一个身材窈窕的少女，身穿长裙，美妙无比。”松江石湖荡镇上有棵根盘半亩的罗汉松，为元代杨维桢手植，人称“江南第一松”；元末明初，李塔汇出了一位江南制砖能手，其为紫禁城烧造的“京砖”，堪称“江南第一砖”。晚明造园叠山大师华亭人张南垣，以山水画法叠山理水，当时江南诸多名园，都出其手。清末家住松江大仓桥施家弄的俞粟庐，从韩华卿习曲9年，深得奥秒，形成“俞派唱法”风格，不仅传子俞振飞，且对苏南、浙西昆曲界影响很大，著有《度曲刍言》传世，人称“江南曲圣”。松江有歌唱江南，唱不尽一方山水，载誉江南风韵，涵养人生智慧。

虎年伊始，神驰江南，遥想陆机《长歌行》云：“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思当下位于上海西南的松江，依然是江南的一个站点；但与过去相比，这个在上海龙头牵引下放飞中国梦的江南站点，创新活力四射，动力十足。上善若水的松江人，富有江南气度和智慧，当地干部群众较早凝聚一个共识，即上海之根归根结底在江南，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美美与共的文化胎记和标识，它不是文化的过去式，而是当下面向未来从海上出发的新时代进行曲。基于这一认识，松江倾情打造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连动沪浙苏皖九座城市共同谱写新的江南诗行；同时瞄准高铁时代，建设“站城一体”与“四网融合”的枢纽之城以及人民向往的松江新城。世人因此看到了风起长三角、共创大未来的一幅江南新画卷，正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一个科创引人、人文留人、生态悦人的现代化新松江，沐浴江南春风，展露近悦远来的甜美笑容，正自信地走向未来。

编辑：孙欣祺

来源：人文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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