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5日，著名保护生物学家洛夫乔伊（Thomas E. Lovejoy，1941-2021）和最会讲故事的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去世。27日下午，从“三叠纪”微信朋友圈读到消息，当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2021）于26日去世。真不敢相信，这些天是怎样的日子？

威尔逊是我们这个时代博物学的符号和见证。他在，博物学在！立即想到杨时的一句诗：“清江渺渺绿浮天，博物无人继昔贤。”西方博物学从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老普林尼、格斯纳，到培根、G.怀特、布丰、林奈、康德、达尔文、梭罗、华莱士、J.赫胥黎、迈尔、劳伦茨、S.古尔德，构成一个连绵不绝的学人链条，“博物学传统”对人类认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下顽强地平衡着还原论强势传统。这些大贤早就谢世，现在威尔逊也走了，面对复杂的世界和条块分割的学术，谁来弥合分裂，谁来指引刚有复兴迹象的博物学文化走向？

胸怀远大，深入“敌营”

美国科学史家、曾任科学史学会主席的法伯（Paul L. Farber,也在2021年去世）在《探寻自然的秩序：从林奈到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最后一章“作为通才的博物学家威尔逊”中简要描述了威尔逊的贡献，比如：跨越组织层次考察生物种群、拯救生物多样性、与麦克阿瑟合作研究岛屿生物地理学、沟通数理和还原论传统与博物学传统、将达尔文的演化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提出社会生物学的设想、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作为一名资深博物学家，他也时常被误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博物学传统的伟大捍卫者的威尔逊，却帮助发展了否定博物学价值的研究”（法伯，第134页）。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遭受普遍误解，有示威者用高音喇叭叫喊，要求他辞职。1978年受教母级文化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的邀请威尔逊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发表演讲。不但有七八人举标语抗议，还有一名年轻女子跳上讲台往威尔逊头上泼水，高呼“威尔逊，你脑袋进水了（Wilson, you’re all wet）！”威尔逊忍受着，保持了应有的风度，没有要求那女子离场，更没有报警。威尔逊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两位同事、左派学者古尔德和路翁亭（Richard C. Lewontin，1929-2021）甚至也极力反对威尔逊。从更宏大的尺度看，也许路翁亭反对“还原论”有道理，但他表现得有些冒进、挑剔。路翁亭某种意义上是“哲人科学家”，举止充满了批判性，而威尔逊是“博物科学家”，表现得更宽容，更务实。

几十年过去，时间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威尔逊非凡之处恰在于视野广阔、见解独到，他努力吸收对立阵营还原论的新成果为己所用。他并没有遗忘、消灭自己的博物学立场，反而沿着布丰、康德之路，把极具包容性的博物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威尔逊是少有的能够“深入敌营”的勇士，就如数学家曼德尔勃罗特（B.B. Mandelbrot，1924-2010）能够欣赏汤普森（D'Arcy W. Thompson，1860-1948），从博物学阵营汲取营养从而提出分形概念，推动了复杂性研究一般。

在这个时代，能够坚持作为博物学家、把自传的书名确定为《博物学家》就已属不易，又能向“敌人”学习用来改进自身学科，可谓难上加难。威尔逊可谓亚里士多德以来把自然主义贯彻到底的最坚定学者。巧的是，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与博物学家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威尔逊没有背叛博物学，“在我心底，我终身都是名探险博物学家。”（In my heart I will be an explorer naturalist until I die）（《博物学家》，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445页）

在《创世纪》中，威尔逊说：“社会生物学研究融合了博物学和遗传学”（《创世纪》，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93页），对群体选择过程的解释，要以博物学观察和实验室研究为基础（第98页）。这个总结并无太大新意，只不过重复了F.培根（1561-1626）近代早期关于学术改革的呼声。培根用的拉丁词组为historia naturalis et experimentalis，翻译成英语为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培根呼吁通过博物学（对应于自然的探究）和新兴起的实验研究，而抵达真正的学术“natural philosophy”。

从培根算起，四百多年后，人类获得基本知识的手法并没有改变。培根讲了两件事，可否删除一个或由一个完全代表两者？不可以！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博物学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实验研究人们都很重视，不需要再额外强调。前者关注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宏观视野和成功标准，后者追求深度，揭示背后规则，保证限定条件下现象的可重复性。归纳与演绎、猜想与反驳在其中交叉进行，畅行无碍。

“人类世”三部曲

威尔逊著作等身，除了较专门的蚂蚁专著和论文之外，大部分都界面友好，可读性强。如果没时间细读他的所有作品，又急着得到操作指南，建议阅读《半个地球》和《创世纪》这两部最近出版的“小册子”。

其中前者是威尔逊“人类世”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人类世”是从地质学的角度提出一个概念，在地层学中还没有完全确立，或者说还有争议，但其他领域的学者已经迫不及待地采用它来叙述问题了。威尔逊也不例外。三部曲第一部为《对地球的社会征服》，大意说人这个物种借助其罕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完成对大自然的征服。第二部《人类存在的含义》叙述人类是环境中的一个自然物种，但创造了新的环境，可悲的是，人的肉体和心灵均无法很好地适应新环境。在人类世中，人这个物种的适应性非常差。第三部《半个地球》则坦言，人类应当把行星表面的一半交还大自然，只有这样做未来才有希望。为何是一半而不是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一方面有生态保育上的考虑，一方面有心理层面的考虑。保育的窗口正在关闭中，如果不抓住机会，可能陷入万劫不复境地。

“半个地球”，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口号，是科学也是政治。这一观点，体现了威尔逊特有的智慧：表面模糊，但定性上准确，便于公众理解。在实际操作中它暗示人们开发利用大自然，要留有余地；留多少？至少留一半！这一原则应当还原论地层层加以落实，以确保整个盖娅生态系统处于安全状态。

在《半个地球》的结尾处，威尔逊总结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不要再继续伤害生物圈。”伤害自己生存的环境？作为理性的动物，怎么会走到这地步？除人以外还有别的物种如此无知、放肆、道德败坏？没有。对人而言，一切皆以文明、科学、理性进步的名义进行，结果却走向反面。这表明，过去长久坚信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人类要对自己的道德观念进行一次大调整，要对其他生命形式许下重要承诺，要保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荒野。荒野没了，人类历史也就终结了。不过，威尔逊也提醒，此时不要迷恋不靠谱的宗教信条，也不要陷于无聊的哲学论争。哲学并非没有用。要通过博物实践、科学研究归纳出基本的伦理信念。如果“自私的基因”可以成立的话，利他主义也是人的一项本能。对“博物者”（中国古代就有这一概念，它对应于naturalist），这并非什么全新的思想，达尔文就有这样的想法，民间谚语也与此呼应。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已经清晰论述了组织与道德的力量，威尔逊相信前辈的远见。

“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

威尔逊成名后，深爱读者喜爱，笔法愈加成熟老练、富有创意。

在《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中，他讨论启蒙运动、科学兴起，从基因到文化，从社会科学到艺术阐释，一直讨论到伦理和宗教。威尔逊明确拒斥康德、摩尔、罗尔斯之哲学的先验成分，他们是因为不知道现代生物学和实验心理学才提出那样的观点。威尔逊驾轻就熟地评论怀疑论、“自然主义谬误”关于“是”与“应当”的不可能推演。他进一步犀利地指出，宗教从它的主要盟友“部落主义”那里汲取力量，甚至许多宗教也是通过自然选择演化出来的。

在《生命的未来》中，他虚拟了与梭罗的通信，他站在那里，只为了一个目的：“成为一名彻底的梭罗信徒”：“我们跨越150年直接交流，这是不是很奇怪呢？我倒并不认为。如果主题是博物学，这种方式也就不奇怪了。”“梭罗，一名彻头彻尾的博物学家，你应该喜欢这个生物多样性日（Biodiversity Day）,这是我们为了纪念你而在最近举行的。”（《生命的未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7-8页）在论及遗传工程时，威尔逊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如何在养活数十亿新增加人口的同时，也能够拯救其他的生命，而不会陷入威胁其自由与安全的类似‘浮士德交易’的陷阱中。”（《生命的未来》，第142页）

威尔逊的专业领域是蚂蚁，一类小小的昆虫，一生中他描述了四百多个新类群。在《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中，威尔逊说蚂蚁在一亿多年前就出现了，1966年已经找到9000万年前的蚂蚁化石，它们完好地保存在琥珀中。蚂蚁小得可怜，似乎不值得为其奉献一生，但是地球上蚂蚁的总重量大约与全人类的体重相当，因为它们多极了。威尔逊不但描述了新种及其生态，还研究了昆虫信息素，开启了全新的科学领域。

他怎么会对人以外的其他小动物感兴趣？一切的一切可以上溯到美国佛罗里达天堂海滩那个少年。七岁的威尔逊凝视水中的大西洋棘水母，端详着它。从这个少年的专注，可以设想博物学家是如何诞生的。“在关键时刻获取丰富的实践经验，而非系统知识，才是造就博物学家的重要因素。所以说，最好先当个野人，什么学名、解剖学知识，都不知道也不要紧，最好能先花上大量时间去随意探索和做梦。”（《博物学家》，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11页）这当然不是威尔逊一个人的看法，海洋博物学家、《寂静的春天》作者卡森也非常认同这一点，她说童年时光是培育感情和感觉沃土的大好时期，而种子将从沃土中长出。

还是在天堂海滩，威尔逊因为钓上的一条鱼的背鳍扎坏了右眼，后来又影响了听力，这些似乎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博物学家，但事实上这些仅仅限制了一些可能性。1940年，威尔逊十岁，小学老师在家长信中说：“威尔逊颇具写作天赋，而且当他把这种天分和他广博的昆虫知识结合起来时，能够创造出极佳的成果。”（《博物学家》第70页）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威尔逊迷上了蚂蚁。从后向前看，这位小学五年级教师简直神预测！写作、蚂蚁、成果！就写作而言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算是一个证明，就蚂蚁研究而言，他是世界头号选手。

按照这个路线，1943年，14岁的威尔逊受邀请担任童子军夏令营的博物学顾问，“当年心中只有博物学”（《博物学家》第97页）。1945年，快要入大学时，威尔逊觉得必须严肃面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对昆虫的热爱是无疑的，但是研究哪类昆虫呢？“我不考虑蝴蝶，它们太有名了。”斟酌再三，他决定研究亚拉巴马州的蚂蚁。这一选择得到国家自然博物馆蚂蚁专家史密斯的肯定。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1952年威尔逊与好友艾斯纳把整个暑假用来研究昆虫。他们开着十年前出厂的老雪佛兰，从麻省朝北向安大略开去，横越北美大草原上的几个州，来到蒙大拿及爱达荷，再从那里到达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然后沿海岸返回学校。他们俩“好似博物学游民”，生活在世界边缘。此次考察，他们目睹了北美洲主要的生态系统，奠定其野外生物学的终生热情。1953年威尔逊成为幸运儿，获得研究生特别奖助金，借助此资助他终于有机会前往古巴考察。之后，成功之路无法阻挡。1955年威尔逊从哈佛大学毕业，担任助理教授，1958年接到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职（副教授）聘请，但是最终还是母校哈佛给了他终身教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哈佛。

是什么成就了当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威尔逊？是好奇心，是对昆虫的无尽兴趣。看着他的传记，他写的每一部书，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天堂海滩盯着水母的那个小孩。安德森说：“我们生来都是博物学家，随后的发展取决于每个人的机会、环境和境遇。”博物学家？词太大，承受不了，“博物者”可能更合适，人人都有博物潜质。想一想，是谁是什么让我们遗忘了博物学，变得对大自然冷漠？

 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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