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少年歌德之烦恼》（2010）剧照

德语文学中容易让读者产生亲近感的作品不多，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可以算上一部。作为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德语小说，《维特》1922年一经翻译出版便在一众五四新青年中引起热烈反响。从五四时期到今天，读者们多被维特坎坷心伤的爱情故事所吸引，被歌德在小说再版时所添加的小诗“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郭沫若译）所抚慰打动，《维特》一书的释读也多被置于浪漫情爱的框架之中。

然而，以维特与绿蒂的爱情故事为纲，歌德也在向我们传达一些时代风尚，《维特》一书也远远超越了一部爱情小说的容量。小说中提到的私人活动不多，其中有一项却频频出现——阅读。维特和绿蒂都是热爱阅读之人，而且书籍和阅读也经常出现在二人关系发展的一些关键性情节中，如果细加分析，则会发现歌德的安排并非无意之举，维特和绿蒂阅读的书目和喜爱的作家也都与彼时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倾向密切相关。

小说开篇，维特逃离往日生活的纷纷扰扰，沉醉于田园生活的自然风景与质朴人情之中，此时他时常带在手边翻阅的是荷马的《奥德赛》，维特不平静的心因荷马而平静下来，荷马史诗被维特视作自己的催眠曲。维特生日时，他收到的礼物是绿蒂和他的未婚夫阿尔伯特送来的便携袖珍版《荷马选集》。在维特离开绿蒂外出宦游期间，也时时阅读荷马，而在他被尴尬地赶出伯爵的聚会后，所读的篇章正是奥德修斯如何受到好客的牧猪人的款待，这恰与他自己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在维特的生命后期，莪相取代荷马成为维特阅读得最为频繁的作家，莪相诗中的凄风苦雨和悲凉苍砺也与维特绝望的心境互衬互显。小说濒临结尾处，维特生前与绿蒂的最后一次会面上，二人共同诵读了莪相诗集中的节选，而所选内容便是对已逝英雄的悼念，联系到维特即将到来的自杀结局，或者可以这样说，维特在邀请自己的爱人提前为自己的死亡进行哀悼。

除了内容上的互文，在整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荷马和莪相也是狂飙突进运动崇尚天才的一种体现——天才不依靠现有的规则，更不摹仿现有的榜样，而是能够开创新的精神，此为原创性；同时，天才转向自己的内心，对内在自我进行表达，对内在精神进行开采，靠内在的力量进行原创性的创作，此为内倾性。德语文学自哥特舍特起，便一直处于邯郸学步的状态，德国近代文学的开端始于摹仿，哥特舍特将法国古典主义引入德国，这对德语文学有重要意义，使德语克服了语言上的混乱并使德语文学走向规范化，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却越来越僵化，尤其在戏剧创作中唯“三一律”马首是瞻，这样的状况遭到莱辛的批评和攻击，也为越来越多的文学界人士所抵制。歌德等人爱慕的是那些能够摆脱僵化的规则创作出杰出作品的人，这其中，荷马、莎士比亚和莪相都是为那个时代的人所向往的天才。

莪相是苏格兰民间文学的代表，而德国的知识界除了崇尚其他国家的伟大天才，也渴望着属于自己民族并能开创新风尚的人物，因而从哈曼和赫尔德开始便倡导回归民间，建立并张扬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十八世纪的德国，邦国林立，并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可以认同的国家只存在于观念、文学艺术和语言之中，思想界人士迫切地想要为德意志寻找一个精神归宿。这种寻求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呼声也在维特的阅读中有所体现，那就是克洛卜施托克。

克洛卜施托克是维特与绿蒂阅读书目中重合的一项，克洛卜施托克对于现代中国读者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哪怕熟悉外国文学史的专业读者，也未必知道这个名字。维特与绿蒂第一次相见时共同参加舞会，暴风雨来袭时舞会上的男男女女为雷声雨声所惊扰，绿蒂在窗前凝视，听着春雷，望着春雨，闻着雨中泥土的芬芳，忍不住激动万分，克洛卜施托克的名字也脱口而出。尽管绿蒂没有多言，维特立马想到了萦绕在绿蒂脑际中的那首壮丽颂歌，亦即克洛卜施托克的《春祭颂歌》（Die Frühlingsfeier，1759），此刻维特心中的感受是“她仅仅用一个词儿，便打开了我感情的闸门”。（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25页）可以说，二人通过克洛卜施托克的这首颂诗第一次实现了心意上的相通，维特对绿蒂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二人的关系更有了几分相互懂得的知音之意。

为什么克洛卜施托克会成为二人情感进展的重要节点呢？对于克氏的身份，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克氏是当时仍然流行于欧洲的感伤主义（Empfindsamkeit）的代表作家。感伤主义，又称重情主义或主情主义，从这两个名称便可以看出感伤主义对情感的偏重，即反对把理智放在首位，强调直觉和情感的力量。对感伤主义的偏好和二人对克氏的崇拜也能看出狂飙突进运动对自然，尤其是情感上的自然的强调。但是，克氏与狂飙突进运动的联系不止于此，广义上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哥廷根林苑派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因为这几位代表作家都以克氏为上，对他极为尊奉，而“林苑”之名就来自于克氏的诗《山丘和林苑》。同时，崇拜和效法莪相这股浪潮的最早的发动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克氏。而且，克氏是歌德之前最杰出的德语抒情诗人，是德国民族文学的创始人，他的出现开创了德语诗歌的新时代，因此可以说，克氏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德语作家。

克洛卜施托克的传记作家蒙克尔（Franz Muncker）曾对他这样评价：“当时克洛卜施托克被他的同时代人神化……不过，我们也知道，是他通过他的作品创立了我们的近代文学，我们的艺术中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和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于受到他的启发才产生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将他当做真正的天才的伟大作家大张旗鼓地经常不断地加以赞扬的并不仅仅是一般民众，对他的这种赞扬更多来自我们民族的最伟大的精英，他们的判断我们不敢轻易反对。”（范大灿《德国文学史 第2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20-121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克洛卜施托克成为维特与绿蒂关系深化的重要契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维特自杀后，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摊开了的《艾米丽娅·迦洛蒂》，这个细节也颇耐揣摩。《艾米丽娅·迦洛蒂》出自莱辛之手，故事背景设置在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是一出平民悲剧。艾米丽娅为维护自己的贞操而主动让父亲杀死了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自杀，她以自杀来逃避厄运，以自杀反抗无法反抗的现实并维护自己的价值。联想到小说中维特的自杀，维特的艰难处境既在于他无法与自己心爱的绿蒂结合，爱而不得且痛苦不堪，同时也在于他在社会中处处碰壁，他的自我和精神空间在不断受到挤压。维特认识到市民阶层的可悲处境和贵族阶层的德不配位，而身为平民的他在贵族聚会中被赶走的经历也让他彻底放弃了融入社会和追求仕途的决定。对现实的绝望让他不堪重负，而自杀是对这一切折磨的终结，是一种主动选择，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对抗，更是对心灵自由的捍卫。

对于小说中的维特来说，心随境转，境也随心转，哪怕读的是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情境和心境下也会读出不同的意味。歌德对维特阅读书目的选择有对时代语境的考量，但《维特》不是一个运动的宣传品，更不是对某些主张的机械传达，这部小说有独立于狂飙突进运动之外的价值，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运动很快消弭了，但是《维特》却能以经典之名传世且经久不衰。一方面，狂飙突进运动所倡导和创建的很多价值观是人类永恒的课题，比如对自由的追寻，对人类的本真而自然的情感的肯定；另一方面，我们从维特的身上也能看到作为人类的一些普遍遭遇和共同感受，比如青年人在初入世界时会经历的不适与无措，那种全世界都与自己为敌的愤慨和不平，最初陷入爱情时的美好与喜悦，出于种种原因而无法与相爱之人相守的痛彻心扉，以及各种不期而然的愁苦和想要挣脱一切束缚的冲动和渴望，都能让不同时空的读者找到共鸣，因而维特也能一直极富魅力地活在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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