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千里 摄

“乌干菜”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绰号。他是从隔壁村转到我们村小来读书的。他们有两个同学一起转来，都是男生。报到那天，老师叫他俩站到讲台上，介绍给我们认识。他们别别扭扭地站在那里，一个黝黑精瘦，一个白净壮实，乍看之下，极富喜剧感。精瘦的那一个，从脸到脚，一身看得见的皮肤，黑得发亮。乡下娃，天天晒的是日头，黑是不奇怪的。但我们好像还没见过这样彻底的黑，油亮的黑。给他一衬，站在他旁边的男生，简直面白如玉，体面极了。大家看着新同学，议论纷纷。我们乡下形容一个人黑，常说，“晒得跟乌干菜似的”。第二天，他就有了这个绰号。

老师在教室里加了一张新课桌，他俩的座位就排在那里。上课的时候，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老师的提问，却从没见他俩站起来回答问题，也不知道是他们没有举手呢，还是举手了，老师没有看见。下课了，大家照例玩作一团，他们呢，有时腼腆地站在一边观望，有时干脆走到外头去晃荡。只有体育课上，老师说要跑步测试，叫我们两两一组，从礼堂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女生组跑完，该男生们跑。轮到“乌干菜”了。礼堂里光线不好，他又是那样黑黝黝的，站在那里，几乎要看不见。谁知发令号一落，他跑得那个快啊，把同组的另一个男生远远甩在后头。老师把秒表一掐，笑眯眯地说：“跑得蛮好。”我们第一次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发现，“乌干菜”平时笑笑的，真的打起架来，也很不含糊。乡下有句老话，“小小刀要快，小小人要厉害”，说的好像就是“乌干菜”这样的人。

夏天到了。老师把男生们都喊出去，他们一起从储藏室，呼哧呼哧搬回来一面又长又大的木头桌子。这张桌子，本来是给高个子的男生午睡用的。课间的时候，它就成了班里临时的乒乓球桌。大个子张铁军，上课经常挨教鞭，乒乓球却打得最好。第二天，他来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揣来了白色的乒乓球和一副自制的木头球板。一下课，十几个同学呼啦一下，全围到球桌边上。张铁军指挥着大家，往桌腰中央低低地放上两摞砖块，横搁上一根扫帚柄，就是中线。所有人要分成两队，才好开打。怎么分？他指定另一个男生先跟他对垒，一球一胜负，按照先后顺序挑选第一组队友，依此类推。第一个球结束，大伙儿都拍着球桌嚷起来：“选我！选我！”张铁军的样子，真是不可一世。他提溜着球拍，往人群里神气地一指，被选者犹如中彩般，高高兴兴走到他身边去。

选到最后，剩下的三两人里，总有我的份子。其实我的体育也不差，就是对球类毫无感觉。操场上扔垒球，我能把球扔到隔壁的水田里去。我也爱打乒乓球，只是那些从对面飞来的球，看着稳当，被我一接，不知怎的，就弹到远远的角落头里。渐渐地，我就成了乒乓球桌上的零头，总是分到最后，没有挑拣的余地了，才给顺便捡走。当零头的滋味不好受，可也没有办法。这是对打，换成是我，我也不愿意选个不会打球的队友，白白煞了本队的士气。

“乌干菜”和他的同桌也给剩在最后。大概因为他们是这场游戏的新到者，惯性使然地，没有人先挑他们做队友。张铁军皱着眉头，擎着球板，挑瓜似的冲我们三人点来点去，勉强挑了我，算是对熟人的照顾。他的对手挑了“乌干菜”的同桌，大约他的个头高些，感觉在球桌上更张罗得开，尽管这个同桌还好心地指着“乌干菜”说——“他打得好”。

球桌边，只有精瘦的“乌干菜”一个人站在那里。

张铁军很豪爽地一挥手：“‘零头’归你了。”一般说来，碰上这种“零头”落单的情况，对垒的主将双方还得象征性地开一个球，用来判定“零头”的归属。这个球，打得最敷衍，但好歹还有一胜一负、胜者增员的意思。“乌干菜”连这个资格都被取消了。看得出来，他挺不高兴，铁青着脸。不过因为他的脸本来就黑，也看不出太大变化。

于是开打。第一轮还没比出结果，上课铃就响了。我们赶紧回到座位。等到下课铃一响，呼啦一下，大家又围到球桌前。眼看张铁军先裁了对方的主将，又一路杀下去。对手越来越弱，张铁军索性打起了抬抬球。这是一种特定的打法，不管发球还是回球，故意把球抬得奇高，专门逗弄不在行的对手。一面抬，一面还有边上的队友助喊：“抬——抬——球”。这个“抬”字，要往上扬，还要拖得尽可能长。按照规矩，如果对方队员全部在他手里落败，这一天的球桌就归我们队所有。我们都预备好了，只等他打败最后一个，就排到球桌对面，再跟他对着打。

“乌干菜”最后一个上场。他绷着脸，咬着唇，显得两颊更瘦，脸面更黑了。我们甚至有些同情地看向他。只见他从球桌上提起球板，掂了掂，一个球开出去。嚯，这球快得！张铁军连忙接了，同时说了声“咦”。只见回球打了个旋，没有落在球桌上，飞了出去。

大家都不作声了。

“再来一个！”张铁军并不气馁，却也不轻敌了。“乌干菜”呢，把两个精瘦的手臂微微悬开，候着来球。他们的球打得急起来，球桌上乒乒乓乓，看得我们伸长了脖子。忽然听见老师在敲讲台，大家猛地醒悟过来，上课了！原来连上课铃响也没有听见。

下课了，接着打。本来是四盘为定，他们一共打了近十个回合。最后，“乌干菜”胜了张铁军。

后来我们才知道，“乌干菜”的爸爸是木匠，给他锯了好几副球板。他家里还有一个红双喜的乒乓球板，一面是板，另一面贴着厚实的红胶皮。难怪他的旋球打得又快又好。

“乌干菜”跟张铁军一样，一直打到我们这边最后一个队员上场。最后一个就是我。他没有给我吃抬抬球。当然四盘我还是都败了。这样，他又跟张铁军碰到了一块儿，这就该重新选队员了。

一向选队员的都是张铁军和另一个能打的男生，现在忽然冒出个新手，球桌边热闹起来，都想看“乌干菜”怎么选。头一个，他挑了他的同桌。大家情不自禁地点点头，再看他怎么挑第二个。他眉毛也不扬地，往我身上一指：“她。”这就明显有点打抱不平的意思了。好在大伙儿也不见怪，分完了组，乒乒乓乓，继续对打。

后来我到底上没上场，表现怎样，都不记得了。但记得头一次在球桌上受到如此优待，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那天走过他的课桌，我对“乌干菜”说，你的球打得好喔。他笑了笑，也不说话。只是每次打球，只要轮到他挑队员，我一定排在前列。

这样一打就是两年。我们平常也不搭话，走到球桌边，不知怎的，就有一股患难与共的冲动，不由自主地升起。

再后来，大家都转到镇小去读书，不在一个班了。有一次，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忽然又见到了他。我高兴地喊他：“嘿，乌干菜！”他斜挎着一个布书包，转过头来，对我笑笑，露出一口细白的牙齿。也许是他的脸黑，衬得牙齿白极了。

他的笑容，到现在我还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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