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摩·斯坦
我刚接触摇滚乐,四处在打口带、打口唱片中紧张搜求那会儿,没有资讯,没有书籍,没有光盘百科,当然更没有互联网。选中什么全凭耳朵,也靠一点儿眼睛的辅佐,拼命吸吮、捕捉封面上、歌纸上的信息,像是在密林中,从一棵树的指引倾身向另一棵树。
封面上、歌纸上的信息,不只是词句,也还有图像:歌手的形象、乐队的形象,不知是什么的形象。还有——这是最重要的——那个制作、出版公司的形象,后来我们把它叫做“厂牌”“厂标”。有一个厂牌和厂标,很早就引起我的注意:它的名字是四个字母构成,SIRE;图标是蓝色、绿色、紫色、黑色有时也印成玫瑰色,一个圆被一个S,从中分成两半,我们叫它“那个太极图”。
有“那个太极图”标记的唱片,往往独特并且大气。一定是有些怪异的,但一定又都落落大方。用比较通行的行话说,独具个性又大牌。后来,随着唱片阅历的愈加丰富,我渐渐发现,相当一部分“那个太极图”的歌手和乐队,真的很大牌。
这些歌手、乐队数量众多。除了SIRE这个厂牌,他们也都傍身于某家著名唱片公司,比如伊莱克特拉、大西洋、华纳、百代、索尼……那段时间令人激动的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有时把我们眼睛亮瞎的时代人物,我现在依稀还记得有:“治疗”(The Cure)、“赶时髦”(Depeche Mode)、“史密斯”(The Smiths)、“传声头像”(Talking Heads)、“雷蒙斯”(Ramones)、“伪装者”(Pretenders)、“疯狂”(Madness)、“那个女孩除外”(Everything But the Girl)、“回声与兔人”(Echo and the Bunnymen)、“替代品”(The Replacements)、“骑乘”(Ride)、艾斯-提(Ice-T);当然,也还有麦当娜(Madonna),她的有些唱片上,居然也有“那个太极图”标记!
SIRE后期作品,与我后来更奇异的发现——发现4AD、发现“乞丐盛宴”(Beggars Banquet)、发现“物物交换”(Rough Trade),也就是发现今天众所周知的所谓Indie独立音乐,连成了一体。在我的脑部地图里,SIRE就是那个最大牌的独立音乐,旗下一众艺人标新立异、形象鲜明又光芒四射、颠倒众生。那个满世界寻找音乐的年代,就像是在一个信息爆棚、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万国博览会上,眼睛不够用、耳朵不够用、脑子不够用,穿行其中往往目不暇接、不求甚解,无暇定住心神探究、看清所看见的。SIRE是什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甚至它怎么念?我始终不明究竟。时过境迁直至今日,甚至把这个问题都忘了。
最近几个月,武汉打口岁月中认识的老友,唱作人、乐手、音乐节创办者也是译者的余永黎,发给我一部译稿,美国SIRE公司创始人西摩·斯坦(Seymour Stein)的传记《海妖之歌:我的音乐人生》(Siren Song:My Life in Music)。这本书把我的这一片记忆又兜起来。在繁忙的报纸业务间隙,一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我会把它从手机或者电脑中调出来,匆匆读上几页。阅读的过程充满了欣喜,有时我一个人在半夜或者凌晨,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本书解除了我的迷惑,包括那些音乐家背后的部分谜题。比如SIRE,这个厂牌名是两位创办合伙人名字开头四个字母的杂混拼写(Seymour & Richard)。SIRE这个词的意思可以是指“陛下”,用夸张的英国腔,英国人这样称呼他们的国王。它合乎这个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所以中文音译成“塞尔”。而那个S分割的圆形图标,真的就是“太极图”,斯坦在构思这个设计时,想到的就是中国的“阴阳”符号。
而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是西摩·斯坦这个人的人生故事,这个在“太极图”背后的“屁股喷着火却没有停止按钮的火箭一样”的人。他是唱片界的非凡人物,创下了如一个王国般的辉煌业绩,但这个人终生并无音乐上的才能。他不弹乐器;不识谱;也不操作录音、混音、制作;作曲、作词、演唱这些活儿,他更是不沾边。西摩·斯坦的角色,就是塞尔唱片老板,或者说得稍具体,他是唱片环节中“A & R”(Artist and Repertoire)那个角色。通俗地说,照斯坦自己的说法,他是一名星探。
这是一个目光犀利,足以令同行望而生畏的星探。斯坦所经手的许多案例,早已经成了这个行业里的传奇。比如,“脸部特写”是他在俱乐部门口跟人喝酒时,听到了里面的吉他声,就冲进去把这支乐队签下来,当时他连乐队的名字都不知道。而只听了麦当娜一首歌,他就决定给她合同,当时麦姐是个穿着25美刀行头,拿着样带四处碰壁的灰姑娘——他觉得她的嗓音特别,觉得凭这就有戏。
这是颠覆了惯常认知,似乎有违于艺术规律的一个个例。好像成功并不靠专业上的学识和能力,不靠专业人所倚重的在这个领域的专业和才华。那么斯坦凭什么?塞尔唱片凭什么?仅仅凭走运,靠天上掉馅饼吗?
斯坦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狂热”。他是个狂热的热爱音乐的“极端分子”。是的,因为缺乏音乐专业能力,一个歌手唱得好不好,一个乐队演奏水平高或者低,他其实并不能判定。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方面他经常看走了眼,毫无专业上的自信。但是,他的热爱足以补足和构建一切,他听遍了电台里、排行榜上几乎所有的音乐,因此从某个新人身上,他能清晰地识别此人是否独特,其作品是否卓异。“见识过、聆听过足够多的音乐,足以让我知道音乐是什么。”
“乱世出英雄”,斯坦为这句俗话又写下一个注解。看上去,他像是又一位成长在动荡年代,靠着猛打猛冲大获成功的草莽英雄。但理性地看,即便是乱世,也只是增大了草民发迹的机遇而已,英雄之所以能横空出世,依然在于他身上拥有成为英雄的素质和才华。
人生的造化,所谓天才种种,有时全写在机运里。斯坦生下来就是个有缺陷的孩子,心脏左右心室的中间有一个洞。今天我们管这种疾病叫“室间隔缺损”。在斯坦出生的上世纪40年代,室间隔缺损修补手术还没有发明,所以他的胸膛里就像是有一颗定时炸弹,计时器滴滴答答地响,不知哪一天会爆炸。从生命的开始,斯坦就是一个看着别人玩儿,自己不敢疯、不敢动的男孩儿。他是天生地具有孤独本性,因此相应地拥有独立个性,因而又脆弱又敏感的人。
音乐与斯坦的人生相伴,音乐与斯坦结下的是非同寻常的缘分。正是一个音乐大爆炸的年代,斯坦由电台和排行榜拥有了广博的杂食本能,并且非常幸运地,他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如照相般的非凡记忆力。他的大脑就像个唱片库。他并非没有音乐才华,只是这种才华并非如音乐专业式的输出,不呈现为任何一种音乐形态。
上世纪40—70年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凡的时期。巨变性的、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变化涌入,世界不再是原来的格局,不再是条条框框块块。诸多重要事物并不从原有秩序和传统中有序推陈出新,而是破坏、纠结、交集、融合、聚变式的创生、涌现。而斯坦,一个草莽英雄,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在这个背景上,因为他有与之匹敌的吞吐量和识别力,甚至他自身就是这种破坏、纠结、交集、融合、聚变式的创生物。
这是最难以说清之处,但它就是斯坦的机运,是成就斯坦的艺术逻辑所在。并且,最吊诡的是,音乐作为艺术的极为独特的门类,尤其具有专业阐释的无能,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秉性。区别于科学、哲学甚至所有的语言学科,音乐其实是无法用逻辑去证明、用语言去澄清,从这个途径能说服众人的。音乐的示现从来不是靠逻辑论证和语言演绎,其极致处就是一种天才的能力。一个有能力的音乐鉴赏者可以清晰地区分和指出一件优秀作品和一件平庸作品,即使后者有更高的专业技能、更复杂的音乐构造,但他无法用逻辑论证去折服你,像科学、哲学甚至文学所做的那样。斯坦幸运的是,他用商业成就和历史事实,用他发现、促成、展开的非凡音乐版图,具现和认证了他的这种能力,证明了他那仿佛完全是出自于素人的个性和直觉的辨识力,确实是真的,是不凡的,甚至高过许多具有超凡专业音乐才能的同行。
这也有助于解释,国王唱片创办人希德·纳森,为什么一眼就能识别斯坦的才能,仅仅是从斯坦的品行,从他对一些作品的好恶、判断,就知道他是唱片业罕见的人才,“血管里充满虫胶原料”。纳森也是凭直觉。这种直觉达到这样的信任程度——把身后衣钵传给他,而不留给自己的子孙。
西摩·斯坦出生于1942年,属于二战中出生的一代。摇滚乐的巨人们,举凡鲍勃·迪伦、保罗·西蒙、吉米·亨德里克斯、琼尼·米切尔、埃里克·克莱普顿、尼尔·杨、卢·里德、鲍勃·马利、约翰·丹佛,以及“披头士”“滚石”“感恩而死”“齐柏林飞艇”“平克·弗洛伊德”这些乐队的主要成员……都出生在这个年代。此时人类社会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从来没有过的事件,世界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从来没有过的巨变,他们都生逢乱世,是动荡年代的孩子,天生拥有动荡的磨难和恩赐。
这就是因缘际会,我觉得因缘际会是成就一个伟大艺术家最重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是草莽英雄,在乱世中横空出世;不是从原有秩序生成,而是从破坏、纠结、交集、融合、聚变中创生。他们凭着貌似素人的个性,吮吸和饕餮所有不源于常规世界和正常教育的给养,凭勇往直前的直觉和本能行事。但是大时代的赋予以及因缘际会的时空共情,让这个性、直觉和本能不只是个人的,更有一种共同命运,那来自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重量。
在紧接着的一个时代来临后,万物渐渐纳入正轨,重新走向秩序化的生长,世界再无深刻巨变。此时由上一代英雄所示现和激发的,出自非专业的个性、直觉和本能的创造,依然会大行其道,甚至以个人自由、个性独立、野蛮生长的名义,传统、秩序、权威和卓越一时遭遇更大挑战。一个仿佛是标榜自由、民主、多元价值、众生平等的时代降临,却不幸落入不过是小个性、小趣味、小圈子的个人主义的小世界。这是后话。
2020年12月26日
作者:李 皖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来源:文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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