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来临，“女王节”“女神节”又引发争议。褪去这些商业炒作的“光环”，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面临的现实困境却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据BOSS直聘近日发布《2019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女性平均薪酬为6497元，薪酬均值为男性的78.3%。中国女性薪酬不及男性8成，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

全国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王煜宇直言，在职场中，对于女性的歧视，是随处可见的，“很多人不都说我们女博士是‘第三性’吗！”她表示自己在参与学校的职称评定时，也会见到很多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公正的现象，“一个女生，她硕士阶段很优秀，博士阶段也很优秀，但能评上女教授的比例就非常小。”在她看来，女性所承担的生育、家务等社会职能，分散了女性其他方面的职能机会，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和社会心理暗示也是女性遭受就业歧视的重要原因。

“我们现有的关于保护女性就业的法律还是太过刚性了。”王煜宇表示，很多法规只言明了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但对后续的保障却没有提及，尤其是在实施“全面两孩”后，女性生育的时间成本更高，如何更多地降低女性的婚育成本，让男性更积极地分担生育、养育的职能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

在妇女节之际，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王晓峰委员就将他《关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加强女职工权益保障措施》的提案带上了全国两会。他介绍，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 1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出生人口 1723 万人，比上年减少 63 万人, 出生率为 12.43‰。

在王晓峰看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预想中的出生高峰不仅没有出现，反而出现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的双降，究其原因，职业女性面临工作与生育冲突是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在“全面两孩”政策下平衡女职工的就业权和生育权，有效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则表示，从全世界来看，男性的平均工资普遍高于女性平均工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男性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而在专业选择上，女性选择文科院校人数多于理工科院校，而理工科工资回报比文科高；二是男性平均工作时间长于女性；三是男性劳动经验和技能的积累是连续的，而女性的劳动经验、技能积累往往会因为生育养娃中断；四是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现象，在非国有单位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

领英数据也显示，在生育前后近1/3的女性更换了工作，或没有回归职场成为了自由职业者；46%的女性由于生育主动或被动地错过了职业机会，而仅有23%的男性职业机会受到了生育过程的影响。

“我国是全球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女性真正顶起了半边天。 ”全国人大代表高莉表示，从厨房到职场，从“女性主内”到“内外兼顾”，无不彰显着“她力量”的崛起。随着社会观念持续进步，不少原先以男性为主的工作有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蓬勃发展，大批新职业应运而生，客观上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空间。

“虽然女性就业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阔，可随着全面‘二孩’实施，不少职场女性及正在找工作的女性担忧，生育问题会不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 ”高莉代表在调研中发现，虽说结婚、生育、就业，都是女性受法律保障的权益，可用人单位对女性生育带来用工成本的增加有所顾虑。妇女权益保护法虽明文规定，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但仍有少数企业出台一些隐性歧视规定，规避妇女权益保护法。

在消除就业歧视方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中的性别和身份歧视。人社部等九个部门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要求不得询问女性婚育情况、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解决女性就业歧视这个问题，用词尤为坚定。李克强总理在作报告时，会场内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学女教师徐华铮很认真地记下了这句话：“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中的性别和身份歧视 。”短短18个字，是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

生育不仅是个人的事、家庭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高莉说，从性别观念上看，“男女平等”也并非“男女等同”，在立法执法、社会政策、社会治理中，理应考虑到女性的特殊性。高莉建议，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和延长享受时间，鼓励政府、企事业单位建设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真正减轻女性育儿顾虑，充分保障保护女性就业权利。

来源：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网、安徽日报

编辑：吴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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