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0年代的明治中期开始一直到1910年代的大正时期，在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上，大体有两大思潮，一个是以福泽谕吉等为首的“脱亚论”，主张日本抛弃中国和朝鲜这些顽冥的邻国，以西洋为楷模，独自完成国家的转型，跻身于欧美的行列；另一个是以“兴亚会”“振亚社”“东亚同文会”等为代表的亚洲主义思潮，主张联手中国、朝鲜、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国家来共同抗击欧美白种人势力的进入，但日本必须是这个联盟的盟主，这些亚洲国家应该听命于日本的指导，头山满、内田良平、北一辉等是这一流的主要人物，他们曾对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伸出过援手。而从思想上来说，吉野作造既不是一个“脱亚论”者，也不是一个亚洲主义者。他的思想资源是基督教和平思想、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等，在大正时代一片“支那改造论”、“大陆经营”的国家主义声浪中，吉野作造一开始虽然未能完全摆脱国家主义的立场，但他对中国（包括对朝鲜）的认知，表现出了相当的异色。异色一，是强调对中国的尊重，即尊重中国人的国民情感以及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异色二，是通过革命党人的第二、第三次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国新生力量的兴起，看到了五四在民族觉醒和思想启蒙上的意义。上述的异色，是同时代的日本人中几乎没有的。这一流脉，在1930年代的尾崎秀实（1901—1944）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认识中得到了沿承，而尾崎在思想上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徐静波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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