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诡异的是，吉野作造在很长的时期里，对中国一直没有什么兴趣。

吉野作造的家里曾兼营报纸书籍的销售，很早与书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幼天资聪颖，小学、中学都以第一名毕业，儿时数学成绩尤其出色。免试进入了第二高等学校（东北大学的前身）法科，1900年时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4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再进入大学院深造。他的青年时代，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他在20岁时正式信奉基督教，接受了教会的洗礼，此后，基督教思想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第二，他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阅读了多种西文的社会主义文献，参加社会主义读书团体的活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的时代，出现了幸德秋水、堺利彦、片山潜等一批社会主义活动家，甚至还有幸德秋水的《廿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的问世。吉野作造从基督教思想出发而关注社会主义思想，自有他内在的成长逻辑。在他日后的言论中，虽未表现出明显的左翼倾向，但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也一直是他思想的底流之一。

以吉野学业的出色，他本可以在东大任教，却一时未能如愿。1905年底，时任法政大学校长的梅谦次郎推荐吉野去天津出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私人教师。在此之前，吉野作造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没有充分的迹象表明他对中国的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在中国古典上的学养。据他自述，他最早读的汉文著作是水户藩的青山延于根据他自己的著作《大日本史》改写的《皇朝史略》，那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辅导他的，之后又读了赖山阳的《日本外史》（《はじめて読んだ書物》，《吉野作造選集》第12卷第59页、岩波書店1995年。以下引文作“《选集》”）。从他自传式的文字中，几乎没有找到他阅读中国古典或有关中国历史的记述。这一情形与他同时代的人似乎有些不同。他去中国最初的动机，或许只是为了谋生。

1906年1月24日，吉野携妻女乘坐山东丸从神户启航，抵达山东芝罘（今烟台）后再换乘德国客轮驶往秦皇岛，经铁路到达天津。由于在待遇上双方的理解有误，袁家并不负担吉野的食宿，一开始的半年，生活有些困顿，时常要依靠朋友的借款度日。同年6月，袁克定被任命为奉天省督连处总办，7—9月吉野随袁克定一同去了奉天（今沈阳）。去之前，袁世凯见了他一次，吉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穿着粗糙棉衣的老翁”，“见到之后，他笑眯眯地伸出手来与我握手，其神情之随和让我吃了一惊。”（本文的日文引文均由笔者译自原文，《清国の夏》，《选集》第12卷第265页）袁世凯只是跟他说了些寒暄的话，便示意会见结束。吉野的工作，就是对袁克定讲授行政法、国际法，及陪他阅读相关的书籍。1907年3月开始，他又获得了直隶督练处翻译官的名目，在督练处每天讲授两小时的战时国际法。听讲者共有七人，“皆曾在日本留过学，通日语，都是督练处的高官。”（吉野1907年3月25日日记，《选集》第13卷第18页）1907年9月，袁世凯在天津开设了北洋法政学堂，旨在培养法政人才，学生分为两个班，一为“绅班”（行政科），另一为“职班”（司法科），吉野主要在前者任课，讲授“国法学”和“行政学”，薪酬甚高，每月400元。学生中就有后来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吉野的日记中记录了政治学科目考试的两道题目：1）近世文明诸国均尊重个人之自由及利益，其故安在？试说明之；2）说明法治主义之发达之历史（《选集》第13卷第59页）。由此可知，吉野试图把西方近代的人权思想和法治体系介绍到中国来，也可察知吉野本人政治思想的主脉。考试完毕后的当年12月，吉野辞去了法政学堂的教职。吉野在中国待到1909年1月，然后坐船返国。

稍稍有些令人费解的是，三年的在华岁月，并未引起吉野日后对中国的关切，他自己坦言，也未对他后来的中国认知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待了三年，社会上误以为我对中国已有了些了解，实际上并不怎么了解。那时我主要居住在北方，接触的都是些官场里的人。我试图与各色人等交往，希望结交一些朋友，实际上真正的友人一个也没有得到。没有遇到可以信赖的人。因此，虽然在中国待了三年，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大感失望而归。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因而以后也就不打算研究中国问题，对中国的事情完全不了解。”（《支那問題に就いて》，《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我的理解是，从吉野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来看，他几乎没有接触过儒家的经典和中国文化，在中国的三年期间，他也几乎没有去踏访过中国的名胜古迹，除了讲课外，日常生活中他也几乎不接触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他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日本和世界，也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倒是一直热心地参与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每周去教堂，还对教徒们宣讲社会主义思想。说起来，他从来不是一个亚洲主义者，也不抱有那个时代不少日本人所具有的东亚连带意识。他到中国来，主要的目的是出于谋生，而不是因为对中国有兴趣。他内心关注或倾慕的，似乎一直是欧美。

因此当他回国担任了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后，听说有去欧洲留学的机会，便立即提出申请，最后如愿以偿。1910年4月至1913年6月，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游历了三年多，刻苦学习法文、德文、英文甚至意大利文，在各个大学旁听有关课程，并兴趣浓厚地旁听了德国帝国议会的竞选演说，列席了日内瓦的世界议员会议、世界和平协会大会等，仔细考察了欧美的政治实状，回国后陆续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宣扬民本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主义），最著名的是1916年1月发表在《中央公论》上长达一百多页的长文（《憲政の本義を説いてその有終の美を済ますの途を論ず》），正式吹响了大正民主运动的号角。

作者：徐静波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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