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之后蔓延至全国的各主要城市。日本的媒体对此作了迅速的报道，《朝日新闻》在5月5日刊发的新闻标题是《北京发生烧抢事件》，小标题是“排日学生的暴动，章公使受重伤，曹汝霖宅邸被放火”。同一天《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的题目是《北京发生排日暴动》，小标题是“一千余名北京大学生，发出立即归还山东的尖声厉叫，闯入曹汝霖氏的住宅”。受日本媒体的蛊惑，在一般日本人眼中，五四几乎成了暴徒们的狂欢。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前往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态度表示抗议，结果遭到了日本警局的抓捕，吉野作造为此积极奔走援救。

有关五四的消息，吉野作造大抵也是来自这些日文报纸，但是面对舆论的喧嚣，他却发出了冷彻的声音，在6—7月的《中央公论》和《新人》杂志上发表了《不要谩骂北京学生的行为》《论北京大学学生的骚扰事件》《狂乱的惩罚中国论》等文章，对中国青年的“排日”行为，表示了与一般舆论相左的看法：“要根绝中国排日的不良事件，其良策不是去帮助章曹诸君的亲日派、压迫民间的不平之声，而是我们要自我抑制军阀财阀的对华政策，让邻邦的友人了解日本国民内心希望和平的要求。为此吾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力图把我们所爱的日本从军阀财阀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北京的学生运动与我们的目标志向不也完全是一致的吗？”（《选集》第9卷第238页）“北京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不能把它看作此前屡屡发生的单纯的盲目的排日运动。第一，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煽动；第二，在他们的运动中，涌动着一种明确的精神；第三，它们的运动并不是单一的排日。……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是狂暴的、极端不文明的，我只是对此感到遗憾。”（《选集》第9卷第239—240页）吉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主张所有的诉求都必须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北京学生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行为，他自然是不赞同的，但他却从北京学生的举动中，看到了以军阀财阀为主导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强硬霸道的一面，也隐约告示日本民众，北京学生的行为，实际表达了中国人的合理诉求，并不是简单的排日，其内在，是有一种精神在涌动的。吉野在文章中花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最近两三年来北京大学所出现的新思想：“在校长蔡元培的导引下，洋溢着浓厚的欧美的新空气。最近出版了《新潮》和《新青年》这一类杂志，竭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学，他们将此称为‘文学革命’。站在这新运动前阵摇旗呐喊的，有陈独秀、胡适之，有钱玄同、傅斯年，有的认为孔孟之教已经不适合如今的世道，有的主张言文一致的新文体。”（《选集》第9卷第240—241页）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早的文字。在翌年的1920年11月，才有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1887—1964）在京都帝国大学的《支那学》杂志上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涌动着的文学革命》，较为全面地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一个评论家，吉野的眼光和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

因而吉野就想到，应该组织北京大学的师生到日本来，与日本的师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藉此来沟通彼此内心的真实想法，消除隔阂与误解，此举若有效，再派日本大学的师生去中国。于是他就在6月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教授李大钊，并把自己发表的有关五四的文章也一起寄给了李大钊。这些信函和文章后来以《吉野博士之我国最近风潮观》为题译载于6月18—19日的北京《晨报》上，受到了中国舆论的好评。李大钊回函表示非常欢迎吉野到中国来访问和演讲。这时有一位名曰冈上的友人去北京，吉野就委托他与李大钊具体商议师生团互访的计划。李大钊表示，派遣学生团去日本，恐怕会在中国引起误解，先派遣青年教授访日较为妥当（据吉野作造《日支国民の親善確立の曙光――両国青年の理解と提携の新運動》一文，《选集》第9卷所收）。最后的结果是，1920年5月9日至6月10日，由徐彦之、康白情等五名学生组成的北京大学学生团，带着李大钊等三名教授的介绍函访问了日本，一行在东京、京都等地与当地的日本师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和交流，吉野也积极参与了活动的安排。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日本的学生团原本也要去中国进行交流的，结果由于日本当局的阻挠和其他原因，最后未能成行，吉野本人也未能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只是在1923年7月，应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在上海做过一次与中国无关的演讲，以后就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作者：徐静波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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