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的孕育开始，准妈妈就经历从生理变化到心理构建，辛苦地成为一个母亲的艰难历程。孩子出生的巨大喜悦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庭和整个社会对母亲这一角色的重新塑造。维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中写下：女人固然脆弱，但母亲是坚强的。分娩、母亲、哺育、女性，都是重要的文化概念，不应被文化神秘感所掩盖，也不能受制于职业上的傲慢——面对自身的独特经历，女性才是自己的专家。

角色转换带来的焦虑

我们经常会听过来人说：“母爱是本能，等你面对时自然就会了。”可是当妈妈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可能是一连串难以言喻的恐惧、疲劳、惊吓、不知所措、混乱、挫折，甚至会出现一股被背叛的感觉。在韩国作家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主角金智英面对成为母亲的角色转换，心中腾起的是巨大的迷茫和无力，觉得“怎么都没有人事先告诉我会这么辛苦，要是有人告诉我，我就会提早做好身体与心理准备，说不定会处理得更得心应手，不会那么辛苦。难道是因为怕说出实情以后，在这出生率已经够低的年代会害得更多人不敢生小孩吗？还是到处对人说带小孩有多累是不礼貌的行为”？

当然，我们从不认为身为女儿、女学生、女朋友、女员工、妻子、媳妇的人生就不辛苦，但是母亲的角色毋庸置疑是辛苦的，而这份辛苦，也并非单纯只来自抚养另外一个小生命。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荣誉院士、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初为人母》中通过深入观察和访谈66位已经分娩的女性，发现她们在产前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她认为：产前抑郁根本上是人类面对失去的正常反应机制——身体受损，时间流逝，失去工作地位，缺乏自主性和身份认同感等。

《成为母亲的选择》

[以色列]奥娜·多纳特 著

林佑柔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女性在养儿育女、身为人母之后，会面对怎样的艰难？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在她的《成为母亲的选择》中这样回答：（她们）内心的后悔难以述诸言语。是什么让一个母亲产生如此多的负面情绪呢？分娩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身心俱疲，当终于完成了这一神圣使命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焦虑。产前就准备了许多诸如哺乳文胸、防溢乳垫、吸奶器、羊脂乳头防皲裂膏、储奶袋、消毒器、孕妇湿巾、婴儿湿巾、产褥护理垫、尿不湿等。在手忙脚乱中，新晋母亲不仅受到来自亲友的压力、新生儿的压力，也受到自身的压力，因为她不知道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一个月前她甚至不知道纸尿裤还有NB码（NB是“new born”，新生儿的意思）。

母乳喂养的选择困境

母乳喂养是新生儿母亲要过的第一道关，可谓万事开头难。医院和整个社会告知母亲，要使用母乳喂养婴儿。在婴儿出生的第一个小时就要用母乳喂养，而不是其他饮品，甚至包括水。但是有一些母亲先天奶水不足或者哺乳一段时间后陷入了“泌乳衰竭”。那么母亲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哺乳的困境呢？选择什么样的喂养方式来哺育幼儿，是摆在每个母亲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的作者考特妮·琼格是一个选择母乳喂养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以与其他母亲交流母乳喂养为契机，深入研究了在母乳成为公共卫生问题的大背景下，母亲做出选择遭遇的种种困境，并道出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作者指出：“我并不反对母乳喂养，我反对的是母乳绑架。”

《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

[加]考特妮·琼格 著

张英杰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独有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卢淑樱的《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以多元的视角审视了开埠以来至抗战前夕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的母亲关于使用母乳或牛奶做出的选择，并深入解析选择背后的性别秩序、哺育方式的转变、社会演变以及中国女性在近代史中的真实处境，折射出国家和历史对女性哺乳选择上的深刻影响。

世界上首款商业化的婴儿配方奶发明于1867年，当时，据说药剂师亨利·内斯特用牛奶与小麦粉和糖的混合液救了邻居孩子一命。之后，他就靠这个配方在瑞士创立了雀巢公司。在其后不久的19世纪末，就有炼乳、鲜牛乳、小儿粉在上海等大商埠市场上销售。直到1920年配方奶粉输入中国，奶粉成为一种文明的象征，同时现代食品安全制度和措施开始在中国发展，1936年上海公共租界牛奶实行强制消毒措施。牛奶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成为现代化的象征，追求现代的母亲优先选择牛奶作为喂养方式。

奶粉和母乳之争在历史上本就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在美国，1956年，有32%的美国女性给孩子哺乳；1971年是最低点，仅有24%，而且只有5%的女性在孩子六个月大时仍在哺乳。哺乳女性数量减少的同时，步入职场的母亲越来越多。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认为配方奶安全、健康，可以替代母乳，多数医生也推荐配方奶。

《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

卢淑樱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纵观中美两国在选择是否母乳喂养的问题上，有诸多共同点。首先是经济和阶级地位问题，譬如卢淑樱笔下的经济条件较好的母亲，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可雇佣乳母或佣人，换取个人的行动自由。考特妮·琼格描绘的当代美国中产女性也是如此，一位富有的家庭主妇曾说：“如果她们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那就不应该让她们生。”她所说的“照顾自己的孩子”指的是在家陪孩子、给孩子哺乳。经济地位成为了母亲选择是否亲自哺乳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其次是道德问题，母乳喂养已成为“有社会良知”的美国人所做的道德消费选择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如果无法做到亲自用母乳哺育孩子，很多母亲会产生内疚的心理。母乳喂养作为绝大多数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倡的喂养方式，已经达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

然而现代母亲特别是工薪阶层的母亲，面临的最大困境和挑战来自于难以兼顾工作与哺乳。美国的产假可是出了名的吝啬，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有71%的美国母亲从事全职工作。美国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对雇主做了太多让步，所以它远不如宣传的那样有利于职场母亲。哺乳的代价是没有放弃工作的母亲需要更长工作时间，而报酬更低，让人心力交瘁。

职场母亲走出困境的希望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的《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直击了当代职场母亲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她通过对比美国、德国、瑞典、意大利四种迥异的福利政策模式，采访了135位职场母亲，试图找到破解和帮助女性走出家庭冲突、职场困境的方法。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美]凯特琳·柯林斯 著    

汪 洋 周长天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瑞典的社会民主福利模式中，也许我们能找到兼顾工作和哺育孩子的最佳模式。瑞典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父母双方享有16个月的带薪育儿假，这期间享有基于正常工资收入的80%的补贴，并且拥有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是覆盖整个社会的全民保障体系，每个小孩还额外享有每个月1050瑞士克朗的“儿童补助”，直至18岁成年。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瑞典高度发达的经济，也是各方对养育子女达成的高度共识下的产物。我们也知道单靠政策和高福利无法彻底解决职场女性面临困境的问题。然而可喜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入，我国正逐步试点实行延长夫妻双方育儿假的制度。

母乳喂养无法代替服务优良、离家或公司近的平价日托所，无法代替产假，也无法代替便民、平价的医疗服务。职场母亲遭遇的困境不应该由母亲独自承担，合理制定公共政策、切实保障职场女性权益、社会福利对母亲适当倾斜，以及来自家庭的支持——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出一个对母亲友好的就业环境，完善以人为本的科学喂养与育儿体系。

《荀子·解蔽》有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就是说，人往往有受到局部现象蒙蔽的通病，而看不见全面的问题，拘泥于成见。进入21世纪，时代在不断发展，全球人口出生分布图在继续变化，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在性别平等、扶助职业女性以及提高育儿家庭福利待遇上所做的努力。相信终有一日，母亲们将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孩子一起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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