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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姜向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15个故事生动地描绘出都柏林的城市景致，丰满地刻画出各种典型人物，展现了20世纪初都柏林人广阔又真实的生活横切面。乔伊斯致力于表现生活的本真状态，与19世纪的自然主义风格分道扬镳，冲突与转折只发生在人物的心理层面，由此产生了为后世所称叹的“顿悟美学”。这位20世纪文学创作领域的奇才，通过15个关于爱情、希冀、孤独、死亡的故事，充分展现出生活的广博、思想和人性的深刻以及艺术的完美。

>>内容选摘：

姐妹俩

这次他没有希望了：已是第三次中风。一夜又一夜，我走过这幢房子（现在是假期），看着它掩映灯光的方窗；一夜又一夜，我发现灯火始终微弱而匀称。如果他死了，我想，我会看到烛火反射在灰暗的百叶窗上，因为我知道，肯定会有两支蜡烛点在死者的床头。他常对我说，“我留在世上的日子不长了”，但我并不把他的话当回事。现在我知道了，他是认真的。

每天晚上，在我凝视那扇窗户时，我都会柔声地对自己叨叨“瘫痪”一词。听上去总是怪怪的，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术语里的“磬折形”，或者教义问答里的“买卖圣职罪”。可现在，我觉得它听上去就像某个邪恶的罪犯的名字。它让我充满恐惧，但同时我又渴望更接近它一点，好看看它是如何致人死命的。

我下楼吃晚饭时，老科特正坐在炉火边抽烟。不一会儿，姨妈为我端来了麦片粥，此时他开口说话了，就像是在继续刚才说的什么话题：

“不，我不是说他就是个……但他身上总有点怪……有点古怪之处。我要告诉你我的看法……”

他开始抽起烟斗，无疑是为了在脑子里整理自己的看法。讨厌的老傻瓜！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相当有趣的人，喜欢聊酒糟和冷凝之类的事；但我很快就厌倦了他，以及他那喋喋不休的关于酿酒厂的话题。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觉得那是一种……怪病……不过也很难说……”

他又开始抽烟斗，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有何高见。我姨父看见我瞪着他，就对我说：

“我说，你的老朋友过世了，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难过吧。”

“谁？”我问。

“弗林神父。”

“他死了吗？”

“是科特先生刚刚告诉我们的。他刚巧路过那幢房子。”

我知道他们都在看我的反应，于是我继续吃我的饭，好像对这消息不感兴趣似的。我姨父向老科特解释：

“这个小年轻和他是好朋友。那位老兄教会他很多，你知道，人家都说他对这孩子抱很大的希望。”

“愿上帝庇护他的灵魂。”我姨妈虔诚地说。

老科特看了我一会儿。我觉得他那双小而有神的黑眼珠子在观察着我，但我依旧低头吃饭，就是不满足他的好奇心。他接着抽烟斗，最后还粗鲁地往火炉里啐了一口。

“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孩子，”他说，“和这样的人有过多的往来。”

“你什么意思，科特先生？”我姨妈问。

“我的意思是，”老科特说，“这对孩子们不好。我的看法是，年轻人就应该和他的同龄人一起闲逛，一起玩耍，而不应该……我说得对吗，杰克？”

“那也是我的原则，”我姨父说，“让他学会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对我们这位玫瑰十字会教徒说的：要多锻炼。你比如，我小时候每天早上都要洗冷水澡，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到现在还保持这个习惯。教育是很好，很重要……科特先生也许想来一块羊腿肉。”他对我姨妈说。

“不，不，我不要。”老科特说。

姨妈从碗橱里拿出一只碟子，放在桌子上。

“但你为什么认为这对孩子们不好呢，科特先生？”她问。

“这对孩子们不好，”老科特说，“因为他们的脑子太容易受影响。当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它就会产生一种影响……”

我往嘴里塞满麦片粥，生怕我会出言不逊。讨人嫌的红鼻子老不死！

我睡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尽管我对老科特很生气，因为他言下之意是我还是个小毛孩，我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他那句没说完的话的含义。在黑暗的房间里，我想象自己又看到了瘫痪者那张死灰色的脸。我把毯子拉过头顶，拼命去想圣诞节。但那张灰脸紧紧地纠缠着我。它咕哝着；我知道它想要坦白什么事情。我感觉我的灵魂正在退缩到一个既快乐又堕落的境地，然后我发现那张脸又在那里等着我。它嗫嚅着开始向我坦白，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停地微笑，它的嘴唇为什么湿嗒嗒地沾满唾沫。但随后我想起它已经死于瘫痪，我觉得自己也在无力地微笑，就好像我在赦免他那买卖圣职的罪行。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后，我下楼去看大英街的房子。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商店，连店名都含糊其词，叫什么“绸缎庄”。绸缎庄里出售的主要是儿童短靴和雨伞；平时，商店的窗户上常常会贴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伞面换新服务。此时看不见那张字条，因为百叶窗已经拉上了。一束黑纱做的丝带系在门环上。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在看别在黑纱上的一张卡片。我也凑上去看：

1895 年7 月1 日

詹姆斯·弗林牧师（生前供职于米斯街圣凯瑟琳教堂），

享年65 岁。

愿他安息

看了那张卡片，我确信他是死了，而我不安地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他没死，我就会走进商店后面那间昏暗的小房间，看见他坐在炉火边的扶手椅上，穿着厚厚的长大衣，几乎要把自己闷死。姨妈也许会让我带一袋精烤牌鼻烟给他，这份礼物会把他从麻木的昏睡中唤醒。把它装进黑色的鼻烟壶里的活总是由我来干，因为他的双手抖得太厉害，让他做肯定会把一半的鼻烟撒到地上。甚至在他把颤抖的大手举到鼻子前，都会有一些鼻烟粉顺着他的手指落到外套上。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不断飘落的鼻烟雨，使他那件穿旧了的牧师长袍呈现出一种绿锈色，而那块他用来掸掉衣服上坠落的烟末的红手帕，也因为上面积满了一周的鼻烟而黑乎乎的，因此只能是越掸越脏了。

我想进去看看他，但我没有勇气敲门。我慢吞吞地走在向阳一侧的街道上，边走边看商店橱窗里贴着的每一张舞台演出广告。我感到奇怪的是，无论是我还是今天的天气，似乎都没有什么哀悼的气氛，我甚至因自己身上有了一种自由感而感到恼火，就好像他的死使我摆脱了什么东西的束缚似的。我思考着这件事，就像我姨父昨天晚上说的，他确实教了我很多东西。

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进修，他教我拉丁文的正确发音。他给我讲地下墓穴的故事，讲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他向我解释了各种弥撒仪式、牧师们所穿的各类法衣的不同含义。有时为了取乐，他会问我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一个人要怎样做才能够适应环境，或者这样那样的罪行是属于罪大恶极呢，还是情有可原，或者是只能算是个小缺点。他的问题告诉我，教会的有些制度是多么复杂多么神秘，而我原先一向以为它们是最单纯的条例。牧师对圣餐仪式和告解室的保密所负有的责任如此重大，以至于我怀疑是否有人曾鼓起勇气主动去承担过；当他告诉我教堂里的神父们为了阐明这些复杂的问题，曾写过像《邮政指南》那么厚的书，而且像报纸上登出来的法律公告一样字印得密密麻麻的，我也没有吃惊。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或者只能给出一个非常愚蠢又片面的答案，对此他的反应基本是莞尔一笑，点几下头。有时他会考我弥撒时说的祈祷文，就是他之前让我背诵的；在我像小和尚念经似的背诵时，他总是若有所思地笑着点头，然后轮流往每只鼻孔里塞大撮的鼻烟。微笑时，他常常会露出他那发黄的大牙齿，舌头伸出来舔着下嘴唇——这一习惯在我刚认识他、对他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常令我感到不安。

走在阳光下，我想起了老科特的话，我努力去回忆在梦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起来我看见了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盏古董似的吊灯。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里的风俗习惯很怪——大概在波斯，我想……但我记不清梦的结尾了。

傍晚，我姨妈带我去他家吊丧。那是在日落之后；但是朝西的窗户上还是映出了一大片暗金色的云彩。南妮在大厅里接待了我们；对着南妮大声寒暄是不符合礼仪的，所以姨妈只是和她握了一下手。老妇人试探地向上指了指，我姨妈点了点头，于是她吃力地领我们走上了那条狭窄的楼梯。她低着头，几乎还没有楼梯扶手高。刚到楼梯口她就停了下来，招呼我们鼓起勇气走向那间开着房门、停着尸体的房间。我姨妈走了进去，老妇人看到我犹犹豫豫不敢进去的样子，就不停地挥手示意让我进去。

我踮着脚进去了。夕阳透过百叶窗的叶片照进来，房间里盈溢着昏黄的光，在它的映衬下，蜡烛的火苗显得苍白又微细。他已经入殓了。由南妮带头，我们三个人在床脚边跪了下来。我假装在祷告，但我无法集中精神，因为老妇人的咕哝声使我分心。我注意到她的裙子钩在背后显得多么臃肿，她的布鞋的后跟有一侧已经磨平了。我产生了幻想，仿佛老牧师躺在棺材里微笑呢。

但是没有。当我们站起来走到床头时，我看到他没有微笑。他躺在那里，庄严又肃穆，穿着布道时的法衣，一双大手无力地握住一只圣杯。他的面相看上去很严厉，灰白的面孔，粗大的五官，黑洞般的鼻孔，脸颊上有一圈稀疏的白毛。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气味——是花香。

我们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走出那间房间。在楼下的小房间里，我们看见伊莱莎端庄地坐在神父的扶手椅里。我摸索着走向放在角落里我常坐的那把椅子，南妮走到餐具柜前拿出一瓶雪利酒和几只酒杯。她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招呼我们去喝一小杯酒。然后，在她姐姐的吩咐下，她把雪利酒倒进玻璃杯里，再把酒杯递给我们。她还硬要我吃几块奶油饼干，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吃饼干会发出太大的响声。她似乎对我的拒绝有些失望，就悄悄地走过去在她姐姐身后的沙发上坐下。没人说话：我们全都凝视着没有生火的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