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探索城市的起源

城市的历史始于美索不达米亚：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城市在那里出现，这是一个漫长的自发形成过程的结果，而在几千年中，城市决定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每一个方面。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作者考察了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时期的城市生活，研究了城市地形、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功能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本书时间跨度从约公元前3000年到前300年，地域上既包括巴比伦尼亚也包括亚述，提出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可以被视为启发古代世界其他地区，并与欧洲古代城市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种原型。

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对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经济史领域过去三四十年研究成果的整合，并最终建立起完整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模型。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

[美] 马克·范·德·米罗普 著

李红燕 译

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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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在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通常只有放在古代近东和古代世界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才能被充分认识。在确立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化进程在它的古代近东背景下的特殊位置后，我将说明它可以被融入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古代城市的理想类型这个经常被古希腊— 罗马历史学家使用的概念，尽管那种模型的基础是由东方学家构建的。最后，我将讨论美索不达米亚怎样在城市史方面可以被视为单一的实体，巴比伦尼亚和亚述只是一个共有传统的变体。

美索不达米亚之外的古代近东包括大片区域，许多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伊朗高原、阿拉伯沙漠半岛、安纳托利亚山脉、黎凡特地中海沿岸和埃 及尼罗河河谷，它们全部有丰富的自然多样性。在与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平行的时期中的不同时刻，所有这些地区都有城市出现，但这些城市没有像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样成为关键的和占主导性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似乎是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启发，但是城市生活较少成为它们的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与其他地区的那些城市的比较很难做出，因为缺少对其中任何一个的比较研究，但对这些地区选定地域的城市化进程特点的一般概述将阐明某些根本差别。

城市化进程研究最详尽的地区是叙利亚—巴勒斯坦，该地区在很多方面可被视为美索不达米亚自身范围的延展。在地理上，它形成了所谓“新月沃地”的西部和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北部之间的边界尤为模糊。

在每一个层面，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自身的关系最密切，不是通过贸易关系，就是作为军事扩张的首要受害者。它的政治生活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政权的极大影响，并且它的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源自那里。公元前4千纪末期的乌鲁克扩张，促使上幼发拉底河河谷具有城市特点的定居点出现，包括短暂的定居点，比如哈布巴卡比拉。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3000 年到公元前240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城市中心，似乎受到与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贸易关系的影响。

在约公元前1200年这种文化最终瓦解之前，青铜时代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命运经历了若干变化，但是在整个时期里有一个特点似乎一直没有变：城市由与它们的王宫有联系的少数精英主导，他们利用农业人口维 持他们对精美手工业产品的消费。这些城市是地区性小国的中心，国家的疆域很可能方圆不超过50 公里。政治和军事权力控制在一个世俗的统治集团手中，他们与附近的统治集团和美索不达米亚、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埃 及的主要政治势力之间保持着政治和商业上的联系。在考古上，它们独特的地位通过具有防御设施的王宫展现出来，这些防御设施把王宫与城市其他部分分隔开来。

在这些城市中，有些几乎完全靠长途贸易生存。比如，黎巴嫩海岸的毕布罗斯（Byblos）作为埃及与叙利亚商业联络的主要港口。一般说来，人们有这样的印象：青铜时代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城市多少有些人为设立的因素，通过贸易维持，或凭借政治和军事手段利用周边乡村来维持。因此，在约公元前1200 年，它们的瓦解被某些学者视为社会动荡的结果，尽管入侵和人口迁移也有责任。

不是所有这些城市都在约公元前1200年消失了，但是后面几个世纪中的情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所知甚少。我们获得更多信息的时候，是在公元前10世纪，许多城市位于新的地点，并且它们几乎总是新的政治实体，是比青铜时代国家疆域更大的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一些学者把这视为城市作用在这一时期被极大削弱的象征，从政治角度来说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不一定适用于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在整个地区，我们确实看到了各种规模的城市的等级制度，并且城市依然是定居点类型的关键组成部分。在黎凡特海岸，贸易城市——现在尤其是推罗（Tyre）——在缺乏合适的农业腹地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当亚述人和巴比伦尼亚人征服并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时，他们摧毁了许多现有的城市，迁移了大量人口。然而，亚述人至少也在这个地区各处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管理中心。有关波斯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除了他们在腓尼基城市上有些问题，其他情况鲜为人知。当马其顿人征服这个地区并开始实施他们的城市建设政策时，该地的城市化水平如何是不为人知的。最近有人提出，那时的叙利亚社会主要是乡村，这个观点尚需进一步的证据来支撑。

因此，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具有整个古代历史中的定居点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似乎比那些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更少地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它们的存在依赖长途贸易或政治优势，并不与乡村经济结合。它们比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更小，很可能只有有限数量的人口生活在其中。在安纳托利亚，城市化进程的演进似乎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相似，尽管两个地方的政治地理学不同。城市出现在公元前3千纪。在公元前2千纪， 它们在广阔的赫梯国家内繁荣发展，这个国家是安纳托利亚和北叙利亚各个地区的一个联合体，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首都哈图沙（Hattusas）进行统治。

大部分城市位于谷地，除了哈图沙。赫梯城市的特点是它们的堡垒，包括重要的世俗和宗教建筑，有一堵墙与市镇其他部分分隔开。赫梯国家在约公元前1200 年被摧毁，若干城市在那时消失了。在公元前1千纪，以城市作为重要的政治中心，新的政治实体形成了：西部是弗里吉亚人，有关他们，我们所知相对较少；东部是乌拉尔图（Urartu）。在后者的统治区域，若干要塞城市被建在山顶上，有些经过了非常细致的规划。这些城市在它们所在环 境中的作用很难复原，因为缺乏相关文献资料。

古埃及的城市这个主题只在最近才得到了真正的学术上的关注。在考古上，非重要性城市遗存很少被发现，原因是后来的定居点或重要建筑破坏 了它们之下的遗存。有关城市的文献证据也是极其稀少。然而，也有一些 例外，不过是被短时期居住的地方：它们对埃及城市的代表性可能受到怀 疑。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卡胡恩（Kahun）城，房屋和街道沿着直线排列成矩形，很可能是一座金字塔城，为参与祭祀死去的法老塞索斯特里斯二世（Sesostris II）的人员提供住处，可能是金字塔附近常见定居点的典范。完全规划的城市埃赫塔吞（Akhetaten），当代的阿马尔纳（el-Amarna），是由埃赫那吞（Akhenaten）于公元前14 世纪耗费几年时间建起来的，在他死后被废弃，可能是埃及重要城市的合适的范例，但是它也可能是非常反常的。埃及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底比斯（Thebes）、孟斐斯（Memphis）和后来的皮—拉美西斯（Pi-Ramesse）——在考古上完全不可知，所以不能用以与埃赫塔吞比较。

在政治上，埃及的城市发挥了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完全不同的作用， 因为埃及的民族国家与它的城市同时形成。此外，尼罗河作为主要运输路线的能力使得遥远地区的农产品可以用来供应城市人口。然而，我们可以假设存在定居点的等级制度：有非常少的大城市、大约四十个具有小城市规模的诺姆——首府以及无数的周边村庄。如果这是正确的，它将显示，埃及的定居点类型不完全由政治因素决定，地方经济交流的进程也在发挥作用。

因此，尽管城市在这三个近东地区常见，但是它们似乎在它们的文明中  扮演着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次要的关键性角色。城市在规模上不太大，更小比例的人口在城里，并且城市是经济和文化中的次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需要谨慎，不去过分降低城市在这些文明中的作用。当研究它们的时候，学术上的关注点经常放在它们的文化的其他方面。城市研究通常是城邦研究，而城邦在安纳托利亚和埃及历史上是次要的，并且被认为只有在青铜时代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才占主导。很少有关注点放在民族国家之内的城市， 但是这种学术上的选择不应引导我们认为城市在那时是次要的。无论如何， 美索不达米亚脱颖而出，城市在这个地区确实在文化的每一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这一点，结合城市起源于那里这个事实，表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化进程在它的近东背景下的特殊本质。

——摘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