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出版圈子泡了40年，很多见闻和素材可以说手到擒来。它们强烈冲击着我，这份激情一直涌动着，不写出来，它就会折磨我、跟着我。”如果说每个作家都有一部命中注定、非写不可的作品，新近出版的15万字小说《风眼》，就是作家、出版人孙颙听从创作使命召唤所结出的果。

不过，这个过程远非外界想得那么瓜熟蒂落。

许多老熟人劝他：放一放吧，吃力不讨好的辛苦活儿；孙颙自己也有种“近乡情怯”的谨慎——他此前写了几百万字小说，其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涯的故事不少，唯独没涉及出版编辑领域，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避开了自己最熟悉的专业。“素材只会多到需要取舍，但之所以没有轻易使用这方面的素材，说明我的珍惜。”

最终，放不下占了上风。“我的思绪，渐渐如波涛汹涌，很难平静下来。我回望来路，写出了《风眼》。此后的感觉，就像骑上了飞奔的骏马，身不由己，想下来也难了。”不写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孙颙，把完稿的《风眼》给老搭档、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看，“她很挑剔的，但让我宽慰的是，王安忆说好看，贵在细节真实生动，她尤其欣赏小说中负责出版社发行业务的王副社长，说《风眼》把这一类曾在上海滩‘沉下去’因改革开放大潮又崭露头角的人物写活了。”

“如此无中生有，算是小说家的基本功夫”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出版历程，孙颙既是见证者也是实践者。1982年初春，孙颙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做了小说编辑；三年后，被推选为八十年代最为年轻的文艺社社长；之后历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那些有关出版的台前幕后都被孙颙心思细密地编织进了《风眼》。

孙颙、作家孙甘露、新闻主播王幸亮相作家书店

资深出版人讲述出版业风云，《风眼》集中描摹了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在改革开放来临之际，因“市场经济常识丛书”的出版而遭遇风波、砥砺前行的故事，呈现出时代转型时的众声喧哗，也勾画了一代出版人的坚守与面临的挑战。小说中交织着虚构和真实的大量细节，耐人寻味。用孙颙自己的话来说，“人物是杜撰的，赖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实的。如此无中生有，算小说家的基本功夫吧。”

书中，年过半百的牛副总刚调任出版社，为人谨慎不担肩胛；王副社长管发行，文化程度不高，谋划经营却游刃有余；另两位年过三十、风华正茂的秦副总和郭副总则风格迥异，秦副总交游广泛，策划选题有一套，谈谈恋爱也有一套，郭副总精于学术，策划的书高精尖却赶不上市场形势，少人问津；女编辑牛鹭鹭，美貌才华兼具，爱情之路却走得磕磕绊绊……他们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但都为共同热爱的出版编辑事业奋斗。

昨天在作家书店的新书分享会上，孙颙分析了不同人物所代表的群像，他对在出版社干了一辈子的德高望重的唐社长充满感情，“他所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非常可爱，他们也会吵架，但是他们争吵多和文化思辨有关，而不是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离我们远去的这代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是我写这个人物时最大的触动。”

写到唐社长因日渐衰老病痛来袭时，小说中有段心理独白——“他环顾小小的办公室，靠墙的玻璃柜中满是他心爱的书籍，这些年慢慢囤积起来。做出版，对爱书者而言，得天独厚，不必辛辛苦苦去书店淘书，甚至不必掏口袋买书。书是工作用品，会自动地不断地飞到他面前。……他把小办公室作为自己的书房，坐在里面，环顾四下的书籍，无论是陈列在书柜中的，还是堆在墙角落的，均是宝贝，虽然没空一本本地读过来，看着它们、嗅着纸页与油墨混合的气味，心里也舒坦。”

谈及小说“反派”秦副总编，孙颙认为，这个人物设定是聪明能干，“有时走在正道上可能做好事，但一旦坏起来或许比谁都坏。我想表现人性的复杂多面，天使和野兽并存，关键看哪一面被激发得更多。”还有像郭副总这样的人，“有学问，喜欢待在幕后，但有些木讷，很难有亮点，可是出版业离不开这样的人。”而王副社长则有着自己的一套生意经——“他喜欢自称出版商，他觉得一个‘商’字，说出要害。卖不动的书，你说得花好桃好，没人看，什么狗屁效益！”

“时间线太近很难写长篇，拉开一段距离落笔更从容”

“对照小说的诸多要素，难以寻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孙颙笑言，律师和医生，日常事务未必精彩，但偶尔或许会遭遇紧张惊险的情节冲击，比如特工、强盗、家族阴谋等，属于他们职业的题中之义，有足够天地供编故事者天马行空般发挥。“相比较，编辑的案头事务，能够发现这样花哨的机缘吗？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若是真个惊天动地写出来，读者一册在手，或许心生抵触，认为故事过分生硬牵强，种种疑惑，在所难免。”

因此，必须寻找一块场景，找到如此这般的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见惯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够充分展开编辑们丰满而庞杂的内心世界。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之所以命名为《风眼》，其实是暗示读者：看似平静的“台风眼”，也许周围正酝酿着惊人的风暴。

《风眼》

孙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有意思之处，就在于通过出版社的日常生活把‘风眼’周围的风雨欲来，呈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时代的风尚，就是旗子在飘，人们容易看到，而让旗子飘的风，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出版业与整个社会思潮变动有紧密联系，小说描绘了特殊的出版大事件，却是通过出版社日常图景来反映的。”孙甘露评价，《风眼》的书名，是一种隐喻，透过这风眼，可一窥出版社的日常、人物、世态，进而观察中国社会处于变动时期的丰富精神面貌。

《风眼》之前的书名拟为《社长室》，“显然过于平实直白了，后来编辑建议我多从读者的角度来打量，最终确定了这个更具戏剧张力、更有悬念感的名字。”孙颙透露。

“旁人很难真正理解编辑这份行当，它甚至被曲解为 ‘剪刀加糨糊’的手艺活。但为此，他们献出了全部的情感和真诚。当一本好书被社会广为赞颂时，编辑们的奉献被作家的巨大身影所遮盖；但是，当一本书发生什么麻烦时，他们需要和作家共同承担一切。”《风眼》结尾的这段话，道出了孙颙置身出版业多年的复杂情感。

“之所以将小说时间限定在八十年代，是因为很多事情拉开一段距离观察，落笔会比较从容。写长篇离不开生活阅历、情感、认知等多方面的积累积淀，如果事情太近、太当下，写成有分量的长篇是很有难度的。”不过，孙颙也承诺，最近20多年的出版业发展起伏，已经排在他的“创作序列”里，“等到时机成熟了，积淀足够了，到我八九十岁时也许会写成下一部长篇。只要我还活着。”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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