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中国最著名的诗歌之一，19世纪以来不断被翻译成多种西方文字。目前最流行的是霍克思（David Hawkes）1985年的英译本（On Encountering Trouble）和马修（Rémi Mathieu）2004年的法译本（à la rencontre du chagrin）。不难看出，两位译者都将“离”理解为“遭遇”，这当然不错，也有历史依据。班固在《离骚赞序》中明确指出：

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简而言之，“离”就是“罹”，“离骚”就是“遭忧”。

班固的解释不是最早的，在他前面还有司马迁：“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把“离骚”解释为“离忧”，实际上只解决了“骚”的问题，但体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上下文，意见应该和班固相近。后世如颜师古、朱熹、钱澄之、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均持此说。这些解释，无疑是两位西方译者最可信赖的依据。

《离骚》不是单篇流传后世，而是作为《楚辞》中的一篇（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篇）。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今传《楚辞》的最早注本，他在“离骚”问题上的发言权显然不低于两位史学大师：“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也就是说，“离骚”是离别的忧愁，这里“离”的意思是“离别”，不再是“遭受”，与班固、司马迁之说几乎正好相反。明代汪瑗《楚辞集解》、近人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均赞同此说。另外，1878年《离骚》最早被翻译成英文时，题目就是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译者庄延龄（E.H.Parker）给予王说有力的海外支持。

各有各的道理，都能找到佐证。《离骚》中“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中的“离尤”就是“遭受责难”的意思；屈原另一篇作品《怀沙》中的“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中的“离愍”意思是“遭受悲哀”。还可以找更早的《周易》，“离”本身是八卦之一，两个“离”上下叠加就成为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卦，也叫“离”，《彖传》的解释是：“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所以“离”是“附丽”，意思显然更靠近“遭受”。“离”作离别、分离讲，在现代汉语中最为常见，在古汉语中同样不少见，不说别的，《离骚》本身中的“余既不难夫离别兮”“纷总总其离合兮”都是适例。

“离”有两个意思，虽然相反，但是否可以在“离骚”中得到某种统一？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是否可以实现正反和？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屈原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满腹忧伤，于是决定离开是非之地，“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他希望通过上下求索去寻找新的理想和希望。“离”既说明了过去，也指向了未来。但离别对于屈原来说，绝不是“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那样简单直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既说明了外在的困境，也指向了内心的纠结。

一词多义，甚至同时含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是很多语言共有的现象。比如英语中ravel既有使纠缠、使混乱的意思，也有解除纠缠和混乱的意思；dust则既可以指除去灰尘，也可以指沾上灰尘。还是黑格尔，曾傲慢地认为只有德语才能做到这一点，对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一开头就以《论易之三名》予以迎头痛击：

《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胥征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笔者按，汉语常译作扬弃）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但是“知汉语”者是否就能够把握一词多义呢？有时也要打个问号。霍克思和马修都是大汉学家，但在“离骚”翻译上就只取一端，而没有做到兼顾。

近日看到一位国外学者威廉姆斯（Nicholas M. Williams）研究《离骚》的论文（收入Chinese Poetry and Translation，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19），认为严格从字面上兼顾两者几乎不可能，但可以把“离骚”翻译成Sublimating Sorrow。他从黑格尔的“奥伏赫变”那里获得启发，认为屈原最终扬弃了世俗的情感——对君王和身边小人的怨恨、对楚国前途的担心以及自己无从施展政治抱负的失望，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和升华。他甚至认为，屈原没有自沉汨罗，而是过上了隐居生活，成为了巫师的朋友。《离骚》最后一句“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中的彭咸不是投水而死的商朝大夫，而是《山海经》海内西经和海外西经中提到的“巫彭”和“巫咸”，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

也许这个研究成果有些过于标新立异，但其合理性在于，诗歌创作（以及一切文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超越和升华，写作无疑是屈原宣泄自己所遭受痛苦的最佳方式，如果他一开始就选择自杀，就没有必要写什么诗了。其实王逸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这里“自慰”是关键词。另外，司马迁也指出过，包括《离骚》在内的杰作都是“发愤之所为”，是上古圣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结果。

钱锺书对于黑格尔“自夸”的批判，威廉姆斯也注意到了，但他没有深究的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钱先生在“离骚”的理解上没有采取兼容并蓄，而是只取一端，只是他既不赞成班固、司马迁的“遭忧”，也不认可王逸的“放逐离别，中心愁思”。针对后者他写道：

“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

按照钱先生的意见，“离骚”用英语来表达就是Departing from Trouble，更通俗一点就是Saying Goodbye to Trouble。

对于“离骚”的理解，特别是“离”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除上述几种外，还有散去的忧愁说、牢骚说、楚古曲名说、离开蒲骚（楚国地名）说、离疏说等等。其中比较有趣的是牢骚说，清代学者戴震认为：“离骚，即牢愁也，盖古语，扬雄有《畔牢愁》，离、牢，一声之转，今人犹言牢骚。”这一意见由于得到近代楚辞研究大家游国恩的支持而颇具影响。

林林总总的说法，无论影响大小，道理有无，都在钱锺书先生的视野之中。但他只取一端的做法似乎说明，他关于易之三名和“奥伏赫变”的洞见仅仅针对某些哲学概念，而没有扩大至文学领域。一些核心哲学术语很难（如果不是完全无法）翻译，“奥伏赫变”勉强可以译成“扬弃”，而集易简、变易、不易于一身的“易”则很难在外文中找到对应词，《周易》在英文中通常被翻译为The Book of Changes，但change只有变易一个意思。

近年来，也许是为了避免纷扰，有些外国学者直接用Li Sao来翻译“离骚”，比如著名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但他和孙康宜联合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却还是使用了On Encountering Trouble这个译法，可见班固、司马迁之说影响深远。

和“离骚”这个题目一样，屈原最终的结局也是众说纷纭。威廉姆斯在他的论文中赞成隐居说，不无道理。《离骚》中间部分“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这句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有种意见认为屈原所表达的是求贤君、求知己，非常牵强，更合理的理解是他想远离庙堂，走向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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