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松江别称“云间”，这是很氤氲的文氛，出自才高洛下的陆云之口。那是他在西晋名士张华家作客，被要求用自己的籍贯作自我介绍，遂脱口而出“云间陆士龙（陆云字）”。松江又称华亭，早在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就在此筑华亭；至唐天宝年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请以嘉兴县东部、海盐县北部、昆山县南部合为华亭县建制。县西三十五里的华亭谷，三国时即为孙吴宰相、华亭侯陆逊故宅所在地。此地泉清林茂，因多有鹤鸟栖息繁衍，被称“鹤窠”。但这个诗意的名称，在陆逊嫡孙、也是东吴大将陆抗之子陆机的遗言里，却透出一股悲凉之意：“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这是游子客死异乡前怅惘的哀吟。若比照同为吴人、亦赴洛阳的张翰（字季鹰），陆机的遭际则愈显悲剧化：“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这便是“莼鲈之思”的典出。可张翰回得来，陆机却回不来，确切地说，回来的只是他的遗骸。后来“华亭鹤唳”这个成语，被人引申为误入歧途的寓意。

陆机                                                                                                                  陆云

                                                         
      
西晋灭东吴时，陆机刚及弱冠之年，眼看祖先创立的伟业、一向优渥的待遇和受人尊崇的地位瞬时灰飞烟灭，按一般规律，这样的前朝遗少就此屈沉无闻应属大概率事件。果然，“少有文采，名驰三吴”、被《文心雕龙》称作“机云标二俊之采”的“二陆”兄弟，选择退避华亭故里西平原村，开始了不问世事、十年苦读的隐居生活。但二十来岁的才俊，面对一落千丈的困境，真能做到跟“没事人”一样吗？实际上，对于国家的沦亡，陆机可谓痛彻肝肠，一腔的孤愤，只能倾注于文字之中：“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顿，王室遂卑……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业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还不乏无奈的叹惋和悲楚的诘问：“大司马陆公（指陆抗，陆机之父）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辨亡论》）。由此可以看出：“二陆”回到故里隐居，虽然是一种退避的姿态，却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安顿。他们才高若此，本不该瘗玉埋珠，久困牖下。晋时有人将“二陆”比作美玉，有“玉出昆冈”之擢赞，钟嵘的《诗品》也誉其为“太康之英”。唐太宗李世民在《陆机传论》一文中，甚至称其“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这么峻拔的高士，又是累代簪缨，即便皇尊如李世民者，也对其难抑景慕之情。
      
晋武帝太康十年，纵道阻且长，“二陆”依然跋山涉水、先后赴洛。诱因乃西晋平吴后，为了“绥静新附”，颁出“随才授任，文武并叙”（《晋书》）的国策以招揽南士，诏令“举贤能，拔寒素”，特别笼络江东才士。“二陆”即应此诏来到京城洛阳，随即拜见曾官居太常的西晋文坛领袖张华，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华称“二陆”为“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且逢人说项，广为荐举，使二陆名声大振，故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指张载、张协和张亢）之说。不久，太傅杨骏任用陆机为祭酒，先后担任太子洗马、著作郎、郎中令、尚书中、转殿中郎至平原内史等职，史称“陆平原”；陆云先后任浚仪令、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至清河内史，史称“陆清河”。
     

二

      
“二陆”虽为不世出的大才子，却并非从政的好“材料”，针对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我粗略地归纳为“三不适应”：
      
其一，人际环境的不适应。吴国被西晋所灭，使得中原人士颇为轻视吴人。如太康中，刺史嵇绍举扬州华谭赴洛阳应举秀才，即遭晋文帝司马昭之婿王济的奚落：“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陆机拜访他时，王济竟指着羊酪轻蔑地说：“卿江东何以敌此？”不过是羊酪，又不是什么稀罕物，竟也拿来讥讽物华天宝的江东，好像没有什么可堪比的美物。陆机乃东吴前贵，哪受过这等奚落？但寄人篱下的处境，只能有所隐忍。还有一次，成都王司马颖的谋士卢志，当着众人的面侮辱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古时公开提及别人父祖名讳，实属有意冒犯。如果说王济的无礼，陆机尚能忍，那么卢志的轻薄，陆机即便想忍，却也忍无可忍，于是用七个字，即直呼对方父、祖之名加以还击：“如卿于卢毓、卢珽（卢志的祖父、父亲）。”人际环境险恶如此，陆机的内心定然充满苦涩。
      
其二，文化环境的不适应。陆机乃吴中人士，秉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十分注重礼教人伦及行为规范。而当时的中原，玄学思潮占据主流，士子们言行狂诞、漠视名教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陆机曾造访当地的名士刘宝，不仅受到怠慢，且见其居丧不哀、饮酒如常，丝毫不受丧仪葬制的约束，陆机无奈地摇摇头，遂拂袖而去。
      
其三，政治环境的不适应。西晋在武帝司马炎崩殂之后，进入极为动荡的时期。朝堂之上，诸王之间，残酷的权斗伴随着相互的倾轧，可谓国无宁日，人皆股栗，史称“八王之乱”。就连被视为“德范”、对陆机有知遇之恩的张华和与陆机并称“潘才如江，陆才如海”的潘岳等名士臣僚，也在这场混乱中被无情诛杀。
      
事实上，上天曾给过“二陆”一次逃生的机会：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诛杀贾后一党，主朝政，命陆机为相国参军，后迁中书侍郎，由此卷入“八王之乱”。次年司马伦篡位被杀，齐王司马囧辅正，怀疑陆机参与撰写《九锡文》和《禅诏》，认定其为司马伦的心腹，遂议为死罪。在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的营救下，才改判流放边地，后遇大赦。这时同在洛阳的吴人劝其赶紧还吴避祸，如果陆机够明智，抓住这次侥幸得来的机会，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至少还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但书生气十足的他，显然对局势的崩乱仍抱燃灰之想。在他的文字中，这种徘徊和纠结也有所反映，一方面犹存“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这样的放旷之念；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扶兴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禄”这般的经世志向。矛盾吗？不矛盾！谁让他是一个抱定匡难理想而非逐热之徒的儒生呢？只可惜陆机缺乏识人之明，被司马颖引为平原内史后，欲报知遇之恩，满心希望司马颖能够复兴晋室，平定天下，却不曾想太安三年（303），一项引来杀身之祸的人事任命诞生了：陆机任先锋都督，率20万大军进逼京洛，征讨长沙王司马乂。表面上看，他得到了重用，可以建功立业了，实际上却因身为吴人却居诸将之上而引火烧身。《太平御览》引崔鸿《三十国春秋》说：“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一股恶浊的势力，如鬼魅之影在陆机身边聚拢。先是前文提及的卢志向司马颖进谗，接着部下孟超不仅当面辱骂陆机为“貉奴”，并造谣陆机有谋反之心。在战事方面，虽然陆机在父亲陆抗死时，14岁即统领父兵为牙门将，但客观地讲，他是文曲星，而非将星，当陆机率部与长沙王大战鹿苑、诸将却不受节制的情况下兵败时，部属王粹、牵秀等齐齐诬陷陆机阴有异志。司马颖竟然偏信偏疑，也不反省自己的用人失当，竟下令立即诛杀陆机并夷三族（他的两个儿子同时遇害，因受牵连，陆云也被斩，死时43岁）。
      
据《晋书》卷五十四《陆机列传》记载：“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议者以为陆氏之冤。”
      

三
      

陆机刚到洛阳那会儿，因才高见嫉，不受待见；到了生命的盛年（43岁），却成为西晋政治集团权斗之下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李白在《行路难》中，有感于这位乱世英才的人生悲剧，曾发出“陆机雄才岂自保？”这样的惋叹。
      

我曾两度访谒松江的“二陆”读书台，不过“二陆”当年的故居遗址，似乎至今未能确诂，只能借助陆机诗句“仿佛谷水阳，婉弈昆山阴”而加以缥缈的游思了。据传苏东坡曾来过“松江九峰”之一的小昆山，今崖石上刻有“夕阳在山”并署“子瞻”二字。拾级而上，一座挂有“二陆草堂”牌匾、红漆木门的草堂现于眼前，绕至屋后，又见“太康之英”的悬匾，内里即为图文展示“二陆”生平的场所。“草堂”上下错落之间，尚有清和堂、谷风厅、婉娈厅等，其简朴端庄的仿古建筑样式，颇引人遐思。不由想起唐人韦应物的两句诗：“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二陆”不正是在此“屏居读书十载”后，才应诏宦游洛阳的吗？也正是在这里，“二陆”遗世独立，肥遁鸣高，陆机还在此写下了不朽的传世经典《文赋》。当然《文赋》写于何时何地，有不同的见解，我倾向于是在小昆山写的，何故？试想陆机赴洛后，政务军务繁忙，心情也时感压抑，安能静心于楮墨？不能不提的，还有现存年代最早的陆机传世墨迹《平复帖》，巴掌大小，写于麻纸之上的很平常的一封私信，被称“法书之祖”。1700年来，经历代跌宕传绪，如今被称“九大国宝”之一，由最后一位藏家张伯驹先生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二陆”读书台位于松江小昆山

      
对于“二陆”的赴洛，有不少人认为是明珠暗投，一心想着建功立业，最后却落得屈死异乡的下场。作为兄弟才子书生，“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韩愈）难道不香吗？干嘛非得趟那“八王之乱”的浑水？但假设、愿望与史实相比，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倒是还有一处敏感点，颇使人困惑：陆机非常推崇孔夫子“渴不饮盗泉”的气节，并做了“热不息恶木荫”的延伸，那为什么受到那么多的挤兑，非但饮了“盗泉”还栖了“恶木”呢？我想，和那个年代的士人普遍抱有匡扶济世的从政热情有关。他们才华惊人，志向远大，尤其在西晋灭吴之后，所缺者，惟一方可供施展的平台。陆机满怀家国沦亡之痛，十年避世隐居，却心有不甘，以为入洛可以一展平生之志，但复杂的现实环境，量士人之所愿，只能演变为飞蛾扑火般的宿命。所以，陆机脚下的这条离乡出仕之路，竟成了他的人生不归之路，着实令人痛惜。可叹的是，距“二陆”罹难仅隔数年，便出现了史上第一次晋人“衣冠南渡”，中原缙绅士族相继南逃，致使文化重心和政权南迁。回头再看“机云”的赴洛，倒像是一种阴差阳错、时不我与的“捉弄”。
      
记得大秦名相李斯死前曾言“牵门东犬，岂可得乎？”位极人臣的他，到了生命的尽头，也才有了这样的一番迟悟：即便是平平常常的出门遛狗，竟然也是一种幸福；而陆机那句“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全无《文赋》中“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那般的藻采飞扬，惟余一份以乡井为念、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哀吟，其“复得乎”和李斯的“可得乎”不仅句式相同，在精神基调上亦无二致。若说不同处，还是在于陆机的诗人本色，即便在行刑前还流露无遗，明知到了生命的尽头，终不能再回到“华亭”，可陆机还在魂思故乡，怎不令人为之扼腕？故而对于陆机，我们权当他就是一只白鹤，虽曾误入尘网，但他天籁般的歌喉，终究还是要浮于白云、鸣于九皋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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