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最早可以溯源至史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其中良渚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形态独立完整的精神文化，有着全世界最精湛的玉器、最早的大规模犁耕稻作以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如果从审美特质上对良渚文化进行描述的话，那就是血勇尚武的“外拓气象”与内敛精致的“玉质气象”并存。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种集大成的文化，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吴越民族的先期文化。
      
商末周初，吴越两国在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以及江西部分地区相继兴起。春秋晚期，句吴在姑苏，今江苏苏州建都；於越在会稽，今之浙江绍兴建都。吴乃“太伯奔吴”而建，越乃夏之苗裔，荆蛮族人所建。在吴国越国这片土地上，吴越文化逐渐定型成熟。吴越文化的最明显特征表现为对水的极度的崇拜和信仰。吴越地区，水域丰富、土壤肥沃，前阻长江、后绝大海，以水乡泽国著称。于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吴越之民，对水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畏惧和崇拜之情。吴国在棠浦东建祠以祭江海水神，“以利朝夕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此其时，为之立祠”。像善于治水的大禹，在吴越一直就被当治水的神灵，用来拜祭。同时，与中原地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大相径庭，吴越之地，从君王到黎民百姓，皆好“断发文身”。《春秋谷梁传》就称“吴，夷狄之国，祝发文身”。之所以如此，盖因吴越百姓“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吴越两国百姓畏惧水，崇拜水，又在水中驾舟谋生，在与水的搏斗中生存。在吴越广泛流传的大禹传说中，大禹和兴风作浪的龙神斗智斗勇，在反抗中取得胜利。在这种环境之中产生的吴越文化自然呈现出好勇开拓的文化性格。

另一方面，吴越好勇外拓的精神也在纷争的历史环境中进一步被加强。春秋至战国五百年间，周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列国转相吞并。春秋有五霸，战国列七雄。频繁的战事和弱肉强食的局面，对当时的吴越文化产生了深刻且深远的影响。吴越两国毗邻，“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吴越相邻又纷争不断。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至今仍广泛流传的越王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的故事。因为战争和北上争霸的需要，吴越两国十分重视也善于青铜铸剑，其铸造之术也远近闻名。“干越之剑，宝之至也”“古之兵器制造，以吴越为最盛”。在这种背景下，吴越文化能蕴含勇往直前、开拓图新的审美品格就在情理之中了。
      
战国晚期，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楚灭越，楚文化和越文化正式融合。其实，从春秋中后期开始，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就开始了相互交流。在吴晋抗楚，楚越抗吴，最后楚灭越这段长达一百多年的时段内，楚文化逐步向东渐进。不同于北方礼教文化的那种“质朴厚重”“刚正严肃”，特立独行的楚文化以“诡奇浪漫”“大胆浓艳”“神秘玄妙”和“任达不拘”而著称。这在楚辞楚赋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相融之后，吴越文化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体现在，好勇尚武不再是吴越文化中最典型的存在，“尚武文化”和“重文文化”开始交汇融会。
      
处于江南文化初始阶段的吴越文化，此时还只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随着中国经济重心、文化重心和政治重心的不断南移，江南文化逐步树立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区域文化开始步入“中国的”江南文化范畴。钱穆认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谈玄尚韵的东晋和好药酒、重姿容、品神韵的“魏晋风度”为此时的江南文化注入了讲意境求幽远、风流恣情、澄澈重情、超然隐逸等新的特质；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元嘉体”，工巧华美、清新通畅的“永明体”，清秀拔俗的“吴均体”也为诗坛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南朝清新活泼的江南民歌，既大胆热烈又执着朴素，有着美好动人的情致和纯真明朗的韵味。
      
从安史之乱直到宋室南渡，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江南文化于此发生质的起飞，在中华文化格局中开始占据主动。“吴中四士”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为唐诗增添了一缕空明、清丽和深幽的意境。安史之乱之后，大量文士避难江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江南风物的浸润下，受古文运动牵制的音律精细、辞藻巧艳的齐梁诗风被再度模仿。一叶知秋，由此可见江南文化此时在文化之影响。至晚唐，从文化的概念上来使用“江南”，借以指代“风光秀美、民熙物阜”之地的说法已然约定俗成。比如晚唐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有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到了南宋，随着文化人才进一步集中江南，江南文化经历了又一次的发展，特别是在“花轻似梦、雨细如愁”的宋词的带动下，“文人艺术”发轫。意境情趣、一味妙悟、含蓄空灵成为江南文化美学的中心。造型极简、釉色纯净又内涵丰富的宋代瓷器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而最能集中体现“文人艺术”审美品格的则是“文人画”。文人画在南宋兴起，于元至鼎盛，是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珍宝。文人画画家如赵孟頫、元四家皆出身江南。梅兰竹石、山水花鸟成为文人画新的描摹对象，诗、文、画、印的配合也与晋唐人物画迥然。无论是浑厚全景的北宋山水，精巧工致的南宋山水，还是水墨压倒青山绿水的元山水，对于“虚实相生、意在言外”的意境追求在不断递进。
      
从明嘉靖到清乾隆，江南一地哲学、文学、艺术流派众多、波澜起伏。发达的江南经济，市民阶级的兴起，文化世家的大量出现、阳明心学的宣扬流变，使得江南文化更加贴近世俗人情，求“俗”成为文学与艺术共存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文化艺术的迅速商品化上。以刻书为例，清代私营坊刻取代官刻和家刻，占据绝对优势，仅苏州、南京坊刻所刻之书就占全国总量的7/10，为迎合读者的喜好，其所印之书又以戏曲、传奇、小说、诗词、杂书为主。这类市民文艺不再载道言志，而是充满了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富贵荣华的钦慕，对男女情爱的企望以及对公案神怪的兴趣。从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50年间，是中国市民文化之代表“话本”创作的繁荣期，从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大都出自江南，其他话本小说的作者亦多江南人士。在此背景下，明清的文人画作也不免沾染了江南繁华市井带来的世俗气息。“吴门四家”、清初的金陵八家、清中期的扬州八怪把世俗生活画推向高潮。清末之海上画派则表现了更为浓烈的市民文艺色彩。皆因审美在日常，明清时期的江南饮食文化、园林文化、曲艺等等都达到了各自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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