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先生的《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于1995年由武汉出版社首版发行，15年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纠错更正，精益求精，再过10年，2020年它被商务印书馆升格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首版跋语曰：“这些文字，没有一篇是未经长期准备和思考就率尔操觚的。”这成了他毕生恪守的格言。如今，年逾九十三岁的刘先生，“人老精神不败”，仍笔耕不辍。

1995年9月26日，江城“群英会”。是时，《古代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发言者对刘先生的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犹记得冯天瑜教授的褒语：“家和先生继承和发扬了清华国学院的‘会通中西、贯穿古今’的精神，他在进行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同时，善于以中国文化作参照；而在讨论中国思想史时，又精当地渗入西学。于这方面，他与清华大学何兆武先生被中外学者们戏称为‘当代中国的国宝’。而他的《古代中国与世界》与何先生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堪称为‘会通中西’的‘双璧’。”之后，刘家和又接续出版《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史苑学步：历史与理论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等。用他自谦与形象的比喻而言，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队列训练’，而只能是论文的‘单兵训练’”。

刘家和倡导“兼治中外历史”，他指出：“治世界史的人最好能以不同程度来关注或研究中国史。”同时，他也希望“治中国史的学者中能有人愿意抽出部分时间、精力和我们一同研究世界史”。有道是，一个有着世界的中国史观，可以使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一个有着中国的世界史观，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此，先生是这两方面古史研究及进行比较研究的先行者和取得重大成就的践行者。他的治学路径值得后学继承与发扬。

早在1955年，刘家和就选定以希腊、印度与中国作为自己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三个支点，陆续发表了《论黑劳士制度》《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公元前6至4世纪北印度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向蠡测》等个案佳作。1986年，他在美国访学，才读到了英译本的卡尔·雅斯贝斯的大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看到了雅斯贝斯的“轴心期”（公元前800—前200年）学说，雅氏把中国、印度与希腊并提，认为“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等新见。雅斯贝斯首倡的“轴心期”学说对他触动很大，他读后颇有“先得我心”“相见恨晚”之感。后来，他在1989年写出了《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力图用“人类精神觉醒”，即“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来概括三地思想家的共同问题，并把它具体化为如下三个维度或层次：人类“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以及“自身精神的自觉”；这三个维度或层次是古代轴心期文明的共同主题，又取得了各具特色的辉煌成就，为后来世界文明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他写的《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1986）和《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1993）等都可视为上文的前导和补充论证。

刘先生用中国学者的视角与知识背景交出了一份优秀的“中国答卷”，从而合力把“轴心期”学说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我和刘家和先生结识于1982年，记得是年由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承办召开中国世界古代史学术研讨会，大会主题是“关于古希腊的城邦问题”。刘先生在大会上报告关于古希腊城邦之高见，我记不得了，但却给我留下了二个字：“认真”。

至2019年，读他新出的《史苑学步》，在序言中，他一开篇就直白：“我的研究速度快不了，许多文章在最初的口头讲演之后经过十年以上时间才正式写出发表，例如关于回应黑格尔对于中国文明的挑战的几篇（包括关于老子历史观的文章），实际上都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可是，自己对于这样磨出来的东西，事后仍然不敢满意。”什么叫“认真”，我们的史学前辈为此树立了榜样。在这里，举一个在当时震惊中国学界的很典型的例子，即他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及其“以史为鉴”的研讨。追溯刘先生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他从1959年开始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读的是1956年王造时译的三联书店中文版）至2010年发表《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这中间经过了多年的学习与思考，打了一场祛魅（disenchantment）的持久战，令人不胜钦佩。他把中译文本、中译本的英文原版、英译本的德文原著，对照分析，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一段对“以史为鉴”最具有直接挑战意义的话准确地重新做了中译：“但是经验和历史给了我们的教训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从来就没有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而且也没有依照那就算是（德语原文用虚拟式过去完成时，英译、王造时中译皆无显示）从其（指历史）中抽译出来的教训行事。”他以超强的西语阅读能力和精湛的理论水平，终于写出了《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的驳论》《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和一篇补充说明。前文是为了回应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性误解或曲解，后文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和补充说明，透彻地回应了黑格尔的“历史不能为鉴说”。

刘家和先生出生于1928年，历经新旧中国两重天、社会剧变换新颜，纵览刘先生的学术编年史，我们寻找到了为后辈学习的足迹：他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十五六岁起就开始阅读先秦诸子的经典文献，为研究古代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十八九岁起，他又接触西儒的经典著作。说到学外语，更为我们叹服。他学生时代，英语就优；20世纪50年代初，很快地攻下了俄语，随着学术研究工作的需要，又学习了德文和古希腊文、梵文等。上述这两方面的能力，为他日后从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2年，他从辅仁大学毕业，正赶上高校院系调整，就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按照他自己的愿望，原想从事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但根据工作需要，却分配他当世界史的助教。在从事世界上古、中古史教研的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同时代的中国，寻思其异同。三年后，1955年，他去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学习，此后从古希腊史转向古印度史的研究。“文革”后，他又因工作需要，从世界古代、中古史教研室调入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通史和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不管是主攻世界古代史还是主攻中国古代史，他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岁月飞逝，我与刘先生的交往已近四十年了，当我步入杖朝之时，大我11岁的这位良师益友已在鲐背之后迈步了，但他仍在努力工作，在与我“京沪热线”的通话中，精气神十足。一次，他说到了一则趣事：当年，他给瞿林东他们班级授课时常犯病，身体确实很弱，现在好了。某日，他碰到瞿林东，林东风趣地对老师说：“刘家和当教授时的身体比刘家和当讲师时的身体要好啊。”说罢他俩都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回道：“毕竟已是90后了，手抖得厉害。年龄大了，但精神要在，若精神不败，活一天，就要做事一天。”说到这里，老先生又说开去，说人家在会上常称他为“某学科泰斗”。先生笑道：“其实我不是什么‘泰斗’，就是手太抖（泰斗）了。”我在电话这头也哈哈大笑起来。先生话语幽默，风趣中蕴含通达，笑谈中显现心泰，正如他写的一首词《如梦令》所言：

花落春天犹在，人老精神不败。

手抖下肢寒，不过人生常态，

无奈，无奈，悟彻情舒心泰。

是啊，人可老去，但笔常青，只要“人老精神不败”，即便至耄耋之龄，只要与时代连绵，与大地接壤，也能继续唤发出青春的活力。历史学家只有具备这样的精神境界，才能“会通中西、贯穿古今”，才会“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以豪瑞之末书写广袤世界，以刘家和先生的治学之道和“神圣使命”为范例，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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