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维尔（Grandville [J.-I.-I.Gerard的别名]， 1803—1847）的插画 ，载《讽刺画报》，1830年，海德堡大学图书馆藏。格兰维尔是19世纪最著名的讽刺漫画家之一，被誉为超现实主义之父。据信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一大灵感来源就是他笔下的动物脸和大头人物。巴尔扎克曾为《讽刺画报》供稿，与格兰维尔结下深厚友谊。

1842年，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一卷开始出版。巴尔扎克建构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四千多人被安排进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福楼拜曾点评说：“他的故事已经不是文学，而是统计学或人种志。”而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的年代，正是欧洲的“统计学狂热”时代。

1830年，巴黎科学院，动物学家居维叶和圣伊莱尔围绕着动物构成的基本形态进行了一系列辩论，这些辩论轰动了整个欧洲，消息传到魏玛，年逾八旬的歌德十分激动，他认为这是比七月革命更重要的事件。与此同时，这场辩论也深刻影响了一位刚刚在巴黎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十二年后，巴尔扎克给他的系列作品冠名《人间喜剧》，并在前言中首先就谈到了这一事件。今天的读者大概很难理解这类生物学辩论对小说家的启发，也不大熟悉居维叶这位被巴尔扎克视为比肩拿破仑的伟人的成就，我们往往沉浸于小说情节而很少关注“人间喜剧”的总体结构……这样可能就会错失一个看到十九世纪时代风尚和思想史中的一个波澜的机会，或许我们需要对《人间喜剧》——这一十九世纪精神地质构造层中的活化石重新做一种总体的审视。

“ 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里的人物”，格兰维尔以羽毛笔画于折扇上

巴尔扎克的“统一图案”

尽管在巴黎科学院中，这次辩论的胜利是偏向于居维叶的，但巴尔扎克与歌德一样都支持圣伊莱尔。与致力于开创和研究“形态学”的歌德不同，巴尔扎克对于古生物学并无特别的研究，对于随着“物种可变论”到来的“进化论”思想将引起的轩然大波也无甚意识，但对于《人间喜剧》这部巨著的构想而言，巴尔扎克看重的是圣伊莱尔“统一图案”（unite de composition）说的意义——动物具有“同一结构”，因适应环境以求生存而具有不同的形式。《人间喜剧》就是要将“人类与动物界之间进行一番比较”，人类社会也是“统一”的，在当时这算是一种颇为新潮的想法。如梅尔茨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指出的，这一世纪思想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关于“统一”的知识。追求统一性和整体性，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并且赋予其秩序和意义，这是《人间喜剧》诞生时的氛围。

巴尔扎克建构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四千多人被安排进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巴尔扎克对标的是布封36卷的《自然史》所表现的自然界的全貌，《人间喜剧》的布局与《自然史》一样，“根据人类进行活动的不同环境，将人类划分成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工作，巴尔扎克明确认识到，在他之前的小说家最多是用他们的才艺去塑造一两个典型人物，描写生活的一个侧面，即便是伟大的司各特也未能构想出一套体系。惟一的整体性来自但丁的《神曲》，《神曲》以但丁的游历为主线，这是传统的古希腊的叙事模式，但对地狱、炼狱和天国的细致分类则是现代的，但丁创造了一个环环相套的立体空间。《神曲》是结构性的，每一位典型人物也代表着个体在这一体系中的不同境遇，其用意在于启示和警训。巴尔扎克《人间喜剧》（La Com(E900)die humaine）的题名本身就是在向《神曲》（La Divina Commedia）致敬，不同的是，巴尔扎克搭建出的一个三层的结构，却是金字塔式的，基座“风俗研究”已经是全部的人的类型，这是一种平铺在大地上的，与动物或者世间万物一致的结构。

《人间喜剧》金字塔式的三个层次分别是“果”“因”和“原则”。底层的六个“画廊”，属于“风俗研究”，全面反映法国社会的现状。六种类型有着各自的旨趣和含义，人类心灵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通史。第二层是“哲理研究”——反映了“果”以后，再来追根溯源，找出它们的“因”。在“风俗研究”里，读者最熟悉的巴尔扎克小说大多是这一范围的，例如《高老头》《贝姨》《欧也妮·葛朗台》等写的是“典型化了的个性”，而在“哲理研究”中，则是写“个性化的典型”。“哲理研究”小说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就是《驴皮记》，此外还有《长寿药水》《路易·朗贝尔》等。在“果”和“因”之上，还有“分析研究”——着手探讨原则，其中的代表就是《婚姻生理学》。

格兰维尔为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作家所撰杂志文章配图，1842年集结出版，书名《动物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场景：现代习俗研究》。（下图同）

对人的分类与观察

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最庞大的基座命名为“风俗研究”，并认为古往今来并未有人将本国的“风俗史”传诸后世。事实上，伏尔泰在《风俗论》中，除了有类似维柯各民族“共同性质”的思想之外，还开始按照人种和民族的分类来写“风俗”和“民族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在《风俗论》的姊妹篇《路易十四时代》中，仍沿用了传统历史写作的模式，并未将区分地域、考察人口、描述形体、研究习俗等“民族志”“博物学”的常用方法用于共同体内部。巴尔扎克却这么做了，他根据两种原则设置了“风俗研究”部分的分类：一种是地域与德行的交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分别对应着纯真年代—激情、盘算、野心—癖好恶习和放纵无度；另一种是呈现出特殊的生活：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

分类，是巴尔扎克时代的潮流，《幻灭》中的巴日东太太都会将什么都“类型化”“个性化”“综合化”，不自觉地用着一种违反语言规律的夸张，在远离巴黎的外省略显可笑地展示着她所受到的教育。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海外科学旅行和对于异域民族观察所形成的民族志研究，对欧洲思想界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除了对于自然、平等、自由等具体观念的影响之外，还带来了分类、比较和网络化的知识体系。而《人间喜剧》的设计者也自觉地适应着这种潮流。

分类是一致性下的多样性，到了巴尔扎克的时代，之所以能够将分类用于法国内部，正是因为此时共同体内部的人也与圣伊莱尔所研究的动物一样完成了“统一”。深谙巴尔扎克意图的菲利克斯·达文于1835年在《〈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中指出：“到了十九世纪，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来区分人的地位。”而茨威格则意识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都是从一个原型，经过社会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有的成为顶峰相见的人，有的则被时代的车轮碾碎。统一的人在社会中得以分类，在类的框架下，写出个体化的人物，“风俗研究”注重的是对真实世界的分类模仿，“哲理研究”则是在分类的基础上，产生“典型”——类的代表，通过对他们的行为动机的探究，对类起到例释的作用。

而分类的目的则是为了“观察”。在柏拉图的《政治家篇》中，异邦人就已经将划分法用于考察人类事务，并且区分了“指导的”（epitactic）和“分辨的”（critical）技艺，分辨的技艺属于旁观者。这种旁观者的视角也是亚里士多德对动物分类时所运用的，该方式在文艺复兴后的自然志研究中首先得以复兴，并逐步推广。到了十九世纪，“观察”成为求知者的最高热情——《驴皮记》中拥有驴皮的神秘老人，唯一的野心就是观察，而观察就是发现事物的本质，从而在总体上将它占有。观察的对象也由动物再次转向了人，由事物推进到道德——“今天，在道德方面，如同在精密科学领域一样，我们这个世纪要求的是事实和观察所得的看法。”（《婚姻生理学》，沉思录之一）巴尔扎克小说的很多特点也来自这种“观察”的要求，他用描写替代谈话，极尽细致地描写场面以及事物，在人物形象描绘中还用了某些自然志的描述方式，所有的这些让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伦勃朗式的极度真实的画面感。

统计学意义上的秩序

统计的前提是分类。分类的关键在于抓住所考察事物的某方面属性并忽略其他属性，最终根据“自然的”或“建构的”类别分而治之。但分类远不是终点，“分类是可以直接观察的个别实际事物和完全抽象的数学观念之间的中途站。”（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而观察则最终指向发现规则并建立秩序。《人间喜剧》的顶层“分析研究”已经很难归属于小说了，《婚姻生理学》《社会生活病理学》《风雅生活论》等无论是主题还是行文都更像是某种社会研究报告。巴尔扎克的时代并没有如今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那位引起居维叶和圣伊莱尔辩论的青年学者在《幻灭》中化名为“梅罗”，成为吕西安在巴黎所接触到的青年精英团体中的一员。在这个小圈子里，包含了画家、医生或生物学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等等，这也是当时巴黎文坛理想化后的缩影，各种兴趣与专业在这里交织生长，各种社会道德现象也在这里被分析和研究。

在这几篇不伦不类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可以集中发现巴尔扎克对数学的倚重。《婚姻生理学，或从折中主义哲学观点探讨夫妻生活的甘苦》中处处充满了戏谑——“婚姻是一场殊死的战斗，而胜利则属于最机智的一方”。巴尔扎克宣称这本书可以通过详细的目录使丈夫对妻子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如同对数表使他们知道乘数的结果一样”。他说这书是“喜剧中的喜剧”，是一面“人类生活的镜子”，也是在这部书中，巴尔扎克向他的同乡拉伯雷疯狂致敬，大概他也希望自己的读者能做到《巨人传》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必须在乍一听来仿佛寻开心的话里，进一步探索其更高深的意义。”

《婚姻生理学》的“沉思录之二”题为“夫妇统计学”，开头便说出了当时社会上强烈的统计风气，“近二十年左右，政府忙于计算法国土地上有多少公顷森林，草地，葡萄园以及休闲地。不仅这样，政府还想知道动物的数目和本性。”于是巴尔扎克追随着这种风气，开始统计法国“体面的女人”的数量，随后，在用了无数个在当时或现今看来都是错误的分类方法之后，巴尔扎克宣布有一个命题已经在数学上得到了解决——“在整个法国，能给风雅的丈夫带来他们在爱情中所追求的美妙高雅享受的女人，不过四十万之数。”

实际上，巴尔扎克对统计学的运用是值得严肃对待的。福楼拜在《布瓦尔和佩库歇》中一针见血地点评了巴尔扎克——“他的故事已经不是文学，而是统计学或人种志”。1820—1850年是欧洲的“统计学狂热”时代，经过孔多塞、拉普拉斯和凯特莱，此时的统计精神已经超越税收和人口的局限，进入了政治道德领域，社会统计是当时公共讨论的宠儿，统计学家能够理解事实秩序、发现社会规律，从而为社会生活开辟“新科学”。彼此疏离的人必须作为“量”落入现代社会的某种结构之中，《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瓦朗坦出场时是一个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人，也就是一个“社会上真正等于0的人”，他如何在社会统计学中从0变成1，这是现代社会的问题，边沁致力于处理这个问题，而巴尔扎克也用小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古往今来总有一位天才人物给他的时代当秘书。”小说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同时又促进了世界的发展进程。随着这股统计学热潮，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秉持的“几何学”精神，即提出公理并通过演绎推导出支配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规律的方法，逐步被以“统计”精神为核心的经验科学替代。事实—观察—控制的方式也逐渐从自然科学进入现代道德科学。1890年代，涂尔干将统计学作为自己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但他已经注意到孔德对统计数字运用的激烈反对。1890年后，统计学进一步学科化，转入更专业的数学和方法论领域，后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既不是孔德的“实证主义”也不是“统计学”，而更接近于密尔的“反演绎法”，但统计的精神已弥漫在现代社会中。作为被统计对象的人和世界成为治理的新客体，而人面对命运的态度也摆脱了顺从/反抗的二分，变成了概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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